摘要
国家形象塑造不仅是政治性问题，也是语言性问题。新冠疫情以来，我国媒体持续在反驳西方对中国抗疫的不实报道中发力。中国形象便在“自塑”与 “他塑”间形成。转喻作为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是作者有意识的话语选择，通过考察转喻，我们可知晓媒体如何构建国家形象，从而加深对相关报道隐含的态度和意图的理解。 本文将以肯尼斯·伯克的新修辞戏剧主义理论为基础，从转喻修辞视角出发，采用语料库研究法，以中国主流媒体《中国日报》英文版和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的中国抗疫形象报道为语料，研究以下问题：（1）中美媒体在报道中国抗疫时使用的转喻具有何种特征？这些转喻建构了何种中国形象？（2）这些形象建构分别揭示了何种修辞动机？使用了哪些修辞策略？研究发现： （1）《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均使用关于中国抗疫行为的转喻，即用“行动-行动者”“方式-行动者”“场景-行动者”中的行动及其方式、场景转指行动者的抗疫行为。对比而言，《中国日报》更多使用“捐赠”“帮助”等动作转指“抗疫”行为，建构了捐赠者、负责任大国等中国抗疫形象；《纽约时报》更多使用“瞒报”“控制”等动作转指“抗疫”行为，建构了撒谎者、野心者等中国抗疫形象。 （2）修辞动机方面，中国使用以上转喻旨在助力中国抗疫总体战的抗疫实践，而美方则助力特朗普总统选举与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的政治实践。修辞策略方面，中方通过以上转喻激起读者对灾区的同情达到同情同一，通过“抵抗”“控制”等转喻树立共同的病毒敌人取得对立同一，通过“我们”构建共同的受害者身份达到无意识同一；美方则通过激起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厌恶情感达到同情同一，通过塑造共同的中国敌人，取得对立同一，通过“控制”等转喻策略构建出控制者的负面形象达到无意识同一。 研究为中国形象建构和传播中的修辞策略运用提供一些建议，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呈现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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