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户的农业经营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兼业农户在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到2016年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兼业农户占比达到43%。兼业农户如何经营农业，如何配置农业资源，直接关系到农业发展的效率与竞争力。为了求解改善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生产效率的路径，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农户兼业经营生成演变——兼业农户农业生产行为变化——农业生产效率变化——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兼业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的分析框架，以中国资源禀赋丰裕、经济欠发达的吉林省，资源禀赋贫乏、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以及处于二者水平之间的河南省为研究的区域样本，运用历史演变法、微观调研法和实证分析法，廓清了农户兼业经营的发展脉络与生发流变过程，农户兼业经营的时空演变特征，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差异，农户兼业经营以及兼业农户兼业程度的变化对其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变化，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于前述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1）农户兼业经营肇始于传统农业社会，但与现代社会的农户兼业经营迥然不同。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户兼业具有自给性，这是源自其根植并服务于农民家庭，更多的是生存压力的驱使，即满足家庭内部的自给性消费和纳税的需要，属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而现代社会的农户兼业具有过渡性，即满足增加收入的需要，兼业表现为较强的社会分工，属于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因此，前者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结果，后者是建之于交换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在传统农业社会，国家对农民土地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具有强制性约束力量，以及农民家庭自给自足目标的诉求，纳入的是低水平社会分工体系，必然导致农户兼业是一个稳态的结构。而在现代社会，一般来说，国家通常赋予农民较为充分的支配劳动和土地的自由，以及农民家庭可以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归属于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必然使得农户兼业转化为一个动态的结构。尽管这种动态结构表现出较强的过渡性，但兼业农户终将蜕变为城市居民。 （2）农户兼业经营的变化牵引着其农业生产行为的变动。就农户是否兼业经营而言，兼业农户因从事非农工作，无法做到全身心照管农业，且其收入的增长点更多地依赖非农业，从而削弱了转入土地的积极性。兼业农户的农业劳动力趋于女性化，而经济发达、资源禀赋贫乏的江苏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则更为凸显，这更多地表现为家庭成员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兼业农户因与农业的利益关系松懈，随之降低了种子、化肥、农药、灌溉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又因从事非农工作的消耗，使其农业生产外包服务的支出增加。兼业农户的收入来源多样化，降低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难以使其倾心农业先进技术。就兼业农户兼业程度的变化而言，随着兼业农户兼业程度的深化，土地所能提供的收入贡献微小，其转出土地的积极性渐增，但是即使是兼业程度最高的兼业Ⅱ型农户也并没有将土地全部转出，而是留有小部分土地，将其安排给老龄和女性劳动力，这使得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严重，这是家庭成员比较优势和分工分化的结果，特别是在资源禀赋相对贫乏、经济相对发达的河南省和江苏省这类特征更为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可以替代留守的老龄和女性劳动力完成农业生产，但其并非无所不能，劳动者的努力勤勉大概是限制农业进步的更为关键的变量（缪尔达尔，2017）。兼业Ⅱ型农户具有“棘轮效应”的特质，即兼业Ⅱ型农户难以回溯为兼业Ⅰ型农户和全职农户。兼业Ⅱ型农户的非农收入始终居于家庭首要地位，农业收入愈发处于边缘地位，从而其对于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漠视，农业主要生产环节更多地依赖于外包服务，次要的生产环节则采取粗放的生产方式。农业技术推广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技术的可资利用决定了生产的可能性（阿马蒂亚?森，2002），但是农业先进技术的采用面临着物质、学习和时间成本以及技术采用中的风险，对于兼业程度更高的兼业Ⅱ型农户而言，非农收入是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减弱了投资农业的热情，从而其缺乏应用农业技术的多样性和持久性的动力，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 （3）随着农户兼业程度的深化，农户的生产效率随之降低。无论是水稻种植户抑或玉米种植户，从农户是否兼业经营的角度考察，均表现为全职农户的综合技术效率最高，兼业农户最低。从兼业农户兼业程度的变化考量，均显现兼业Ⅰ型农户的综合技术效率最高，而兼业Ⅱ型农户最低，归咎于农业收入是全职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全身心地投入农业，兼具较高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和规模优势，即具有较高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从而使其综合技术效率处于高位。而兼业农户尤其是兼业Ⅱ型农户的经营重心在非农部门，其所拥有的有限精力难以更多地投放于农业部门，只能对小规模的土地进行经营管理。正因如此，无法形成规模经营，呈现出纯技术效率高于规模效率的特点。总体观之，兼业Ⅱ型农户的生产效率难以有效提升。从区域差异的视角考察，水稻种植户的综合技术效率，河南省居于首位，为0.790，而玉米种植户的综合技术效率，吉林省居于首位，为0.767。由此呈现出经济相对发达、资源禀赋较为贫乏区域农户的生产效率弱于经济欠发达、资源禀赋较为丰裕区域农户的生产效率。具体而言，仍然表现出纯技术效率优于规模效率的特点，归咎于经济发达区域的优势产业是非农产业，其为农户提供的就业环境更为优越，使得农户兼业化更为普遍，兼业化程度更高的兼业Ⅱ型农户在非农部门保持旺盛的精力，仅能对狭小的土地予以管理和控制，从而其生产效率处于劣势。 （4）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业生产效率，但是改善程度偏弱。兼业农户内部的家庭资源丰裕、外部的外包服务价格高均促使其倾向于自我服务，而减少购买外包服务的可能性。但是这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方面却显现出差异性，就家庭内部的资源禀赋而言，土地资源和固定资本拥有量多对玉米兼业户的生产效率具有积极效应，而劳动力数量多则不利于外包玉米种植户生产效率增长。就家庭外部的市场变化而言，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价格对未外包玉米兼业户的生产效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对外包和未外包玉米种植户的生产效率具有积极效应，但不显著。因此，需要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才可明显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于玉米兼业农户的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作用，但是改善程度孱弱，具体而言，实际未外包的玉米种植户选择外包时的生产效率仅提升1.75%，说明现阶段，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并不能完全消解农户兼业化引致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位的问题，尚需提升服务质量，以增强其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贡献力。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农户兼业经营的生成原因与条件进行了解释和梳理。基于在对历史与现实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从兼业经营的动因和条件两方面展现了其生发流变过程，丰富了农户兼业经营演化逻辑的理论脉络。二是解析了农户兼业经营以及兼业农户的兼业程度对其农业生产行为及效率的差异及原因。将农户兼业经营的变化和土地经营、劳动力配置、资本投入、技术选择行为的农业生产行为的差异置于同一框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农户是否兼业经营，以及兼业农户兼业程度变化对其农业生产行为及效率的影响。并且考虑了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农户兼业经营变化对其农业生产行为及效率影响的异质性。三是量化出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于兼业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随着农户兼业经营的深化，农户的生产效率趋于下降，如何改善亟待克服。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可能成为改善生产效率的路径，其具有专业化分工的功能作用，亦是整合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载体，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并非无所不能，其无从解决土地细碎化、土地质量保护、交易成本高的问题，从而对生产效率的作用需要研判。鉴于此，明晰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于兼业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程度。 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户的农业经营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兼业农户在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到2016年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兼业农户占比达到43%。兼业农户如何经营农业，如何配置农业资源，直接关系到农业发展的效率与竞争力。为了求解改善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生产效率的路径，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农户兼业经营生成演变——兼业农户农业生产行为变化——农业生产效率变化——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兼业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的分析框架，以中国资源禀赋丰裕、经济欠发达的吉林省，资源禀赋贫乏、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以及处于二者水平之间的河南省为研究的区域样本，运用历史演变法、微观调研法和实证分析法，廓清了农户兼业经营的发展脉络与生发流变过程，农户兼业经营的时空演变特征，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差异，农户兼业经营以及兼业农户兼业程度的变化对其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变化，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于前述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1）农户兼业经营肇始于传统农业社会，但与现代社会的农户兼业经营迥然不同。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户兼业具有自给性，这是源自其根植并服务于农民家庭，更多的是生存压力的驱使，即满足家庭内部的自给性消费和纳税的需要，属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而现代社会的农户兼业具有过渡性，即满足增加收入的需要，兼业表现为较强的社会分工，属于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因此，前者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结果，后者是建之于交换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在传统农业社会，国家对农民土地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具有强制性约束力量，以及农民家庭自给自足目标的诉求，纳入的是低水平社会分工体系，必然导致农户兼业是一个稳态的结构。而在现代社会，一般来说，国家通常赋予农民较为充分的支配劳动和土地的自由，以及农民家庭可以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归属于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必然使得农户兼业转化为一个动态的结构。尽管这种动态结构表现出较强的过渡性，但兼业农户终将蜕变为城市居民。 （2）农户兼业经营的变化牵引着其农业生产行为的变动。就农户是否兼业经营而言，兼业农户因从事非农工作，无法做到全身心照管农业，且其收入的增长点更多地依赖非农业，从而削弱了转入土地的积极性。兼业农户的农业劳动力趋于女性化，而经济发达、资源禀赋贫乏的江苏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则更为凸显，这更多地表现为家庭成员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兼业农户因与农业的利益关系松懈，随之降低了种子、化肥、农药、灌溉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又因从事非农工作的消耗，使其农业生产外包服务的支出增加。兼业农户的收入来源多样化，降低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难以使其倾心农业先进技术。就兼业农户兼业程度的变化而言，随着兼业农户兼业程度的深化，土地所能提供的收入贡献微小，其转出土地的积极性渐增，但是即使是兼业程度最高的兼业Ⅱ型农户也并没有将土地全部转出，而是留有小部分土地，将其安排给老龄和女性劳动力，这使得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严重，这是家庭成员比较优势和分工分化的结果，特别是在资源禀赋相对贫乏、经济相对发达的河南省和江苏省这类特征更为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可以替代留守的老龄和女性劳动力完成农业生产，但其并非无所不能，劳动者的努力勤勉大概是限制农业进步的更为关键的变量（缪尔达尔，2017）。兼业Ⅱ型农户具有“棘轮效应”的特质，即兼业Ⅱ型农户难以回溯为兼业Ⅰ型农户和全职农户。兼业Ⅱ型农户的非农收入始终居于家庭首要地位，农业收入愈发处于边缘地位，从而其对于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漠视，农业主要生产环节更多地依赖于外包服务，次要的生产环节则采取粗放的生产方式。农业技术推广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技术的可资利用决定了生产的可能性（阿马蒂亚?森，2002），但是农业先进技术的采用面临着物质、学习和时间成本以及技术采用中的风险，对于兼业程度更高的兼业Ⅱ型农户而言，非农收入是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减弱了投资农业的热情，从而其缺乏应用农业技术的多样性和持久性的动力，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 （3）随着农户兼业程度的深化，农户的生产效率随之降低。无论是水稻种植户抑或玉米种植户，从农户是否兼业经营的角度考察，均表现为全职农户的综合技术效率最高，兼业农户最低。从兼业农户兼业程度的变化考量，均显现兼业Ⅰ型农户的综合技术效率最高，而兼业Ⅱ型农户最低，归咎于农业收入是全职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全身心地投入农业，兼具较高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和规模优势，即具有较高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从而使其综合技术效率处于高位。而兼业农户尤其是兼业Ⅱ型农户的经营重心在非农部门，其所拥有的有限精力难以更多地投放于农业部门，只能对小规模的土地进行经营管理。正因如此，无法形成规模经营，呈现出纯技术效率高于规模效率的特点。总体观之，兼业Ⅱ型农户的生产效率难以有效提升。从区域差异的视角考察，水稻种植户的综合技术效率，河南省居于首位，为0.790，而玉米种植户的综合技术效率，吉林省居于首位，为0.767。由此呈现出经济相对发达、资源禀赋较为贫乏区域农户的生产效率弱于经济欠发达、资源禀赋较为丰裕区域农户的生产效率。具体而言，仍然表现出纯技术效率优于规模效率的特点，归咎于经济发达区域的优势产业是非农产业，其为农户提供的就业环境更为优越，使得农户兼业化更为普遍，兼业化程度更高的兼业Ⅱ型农户在非农部门保持旺盛的精力，仅能对狭小的土地予以管理和控制，从而其生产效率处于劣势。 （4）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业生产效率，但是改善程度偏弱。兼业农户内部的家庭资源丰裕、外部的外包服务价格高均促使其倾向于自我服务，而减少购买外包服务的可能性。但是这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方面却显现出差异性，就家庭内部的资源禀赋而言，土地资源和固定资本拥有量多对玉米兼业户的生产效率具有积极效应，而劳动力数量多则不利于外包玉米种植户生产效率增长。就家庭外部的市场变化而言，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价格对未外包玉米兼业户的生产效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对外包和未外包玉米种植户的生产效率具有积极效应，但不显著。因此，需要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才可明显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于玉米兼业农户的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作用，但是改善程度孱弱，具体而言，实际未外包的玉米种植户选择外包时的生产效率仅提升1.75%，说明现阶段，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并不能完全消解农户兼业化引致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位的问题，尚需提升服务质量，以增强其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贡献力。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农户兼业经营的生成原因与条件进行了解释和梳理。基于在对历史与现实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从兼业经营的动因和条件两方面展现了其生发流变过程，丰富了农户兼业经营演化逻辑的理论脉络。二是解析了农户兼业经营以及兼业农户的兼业程度对其农业生产行为及效率的差异及原因。将农户兼业经营的变化和土地经营、劳动力配置、资本投入、技术选择行为的农业生产行为的差异置于同一框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农户是否兼业经营，以及兼业农户兼业程度变化对其农业生产行为及效率的影响。并且考虑了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农户兼业经营变化对其农业生产行为及效率影响的异质性。三是量化出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于兼业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随着农户兼业经营的深化，农户的生产效率趋于下降，如何改善亟待克服。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可能成为改善生产效率的路径，其具有专业化分工的功能作用，亦是整合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载体，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并非无所不能，其无从解决土地细碎化、土地质量保护、交易成本高的问题，从而对生产效率的作用需要研判。鉴于此，明晰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于兼业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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