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戴维·欣顿的中国文化译介成果丰硕，被誉为美国“文学汉学家”的代表。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文化译介实践中，他形成了以翻译中国典籍和文学作品为主，翻译、研究、评论和创作齐头并进、相互补益的译者惯习。学术界对欣顿的研究没有触及文化译介的本质，没能充分反映译介者在知识的跨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将欣顿对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评论、推介以及他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乃至生活实践等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着重研究欣顿各译本之间、翻译与创作之间、文化译介与生活实践之间所形成的动态且自足的“文化译介微生态”。 “绪论”系统梳理了学界对欣顿中国文化译介的研究现状。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明了开展本研究的意义，确定了整体性综合研究的框架，并简要陈述了研究的创新之处。在区分相关概念的同时，“绪论”对“文化译介”进行了界定。 第一章研究了欣顿的中国语言观和文学观，进而探讨了“广译”的文化意义。欣顿对汉语起源的探究，以及对英汉语言的比较彰显了他的汉语语言观。他关于汉字起源的含混表述，融合了对中国神话传说的刻意征用，也套用了语言和现实关系的一般性论述，体现出明显的混杂性、浓郁的文学性和紧贴读者需求的通俗性。而他对汉字象形特质的执念，以及在译介中对拆字译法的频繁使用，体现了“汉字诗学”的深刻影响。欣顿在深挖汉语特质的过程中形成了颇具主体特色的中国文学观。本文认为以欣顿为代表的西方翻译家/汉学家“广纳博取”中国文化的实质是美式“拿来主义”和文化利用。对欣顿中国文化译介的研究展现了在历时视野中，从个体和集体维度研究“广译”的必要。 第二章探讨了欣顿中国文化译介所体现出的主体性。欣顿通过译介系统地习得了中国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理解中国、言说中国的特殊话语，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丰富想象。其译介者主体性体现为对中国儒道禅思想的单向化重置；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的非学术化诠释；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生态化和精神性归类；以及在译文集编撰和具体的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再范畴化等。通过选择性的译介，欣顿对道家哲学进行了有机利用，对禅宗思想进行了有限的阐释，实现了对儒道禅哲学的扬弃。通过编撰、副文本、“浅描翻译”等方式，欣顿在“广译”和重译中形成了“以道释儒”、“以道释禅”、“道禅混用”的译介话语，呈现出以道禅哲学解释几乎所有中国文化的话语模式，形成了极具个性的文化译介话语生态和译介者风格。 第三章和第四章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国文化译介对欣顿的影响，研究欣顿“以中释美”是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欣顿是中国文化的译介者，更是中国文化域外影响的接受者。通过译介中国文化，欣顿的思维方式、文化视野、文学创作以及人生态度等都呈现出明显的全球本土化特质。中国文化译介导致的视域融合和异域文化的“醇化”让欣顿能够以“迂回”的方式返回美国文化，也使得他对美国文化的诠释以及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于美国本土其他作家的独特样态，从而为他实现个体意义上的“以中释美”提供了资源。通过分析欣顿的文学创作并挖掘其中的中国元素，本章详细分析了欣顿“以中释美”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英汉语言对比不仅是欣顿形成中国语言观的关键，更是他反思并重释英语和美国文化的方式；而欣顿在中国文化译介中所习得的道禅哲学是他解读美国文学的精神资源。在此观照之下探究美国诗人“意识再野化”及其具体表征成了欣顿“以中释美”的有效范式。 第四章研究了生态智慧建构的译介者进路，研究欣顿在译介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自然荒野的向往、对内心宁静的追求，以及对中国古代文人隐逸生活的模仿和皈依。欣顿的生态智慧理念具有明显的道禅哲学色彩。这不仅呈现在他的译文中，更以清晰的方式展现在他的创作中。欣顿融中国文化的读者、研究者、评论者、译者、中介者、诗人、实践者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展现了译介者“一人多体”的真实状态。欣顿“归于道禅”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实践凸显了生态智慧与知行合一理念的契合。 始于诗圣杜甫，渐至山水荒野，最终归于道禅哲学，欣顿中国文化译介内容的变迁是他参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心路历程的完整写照。作为“他者”的中国文化更新了欣顿的视域，成为他认识并解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有效工具，体现了欣顿参与中国文化译介，“在外讲中”之于文化互鉴的意义。本文在“结论”中指出，欣顿的翻译-研究-评论-创作-实践-推介等一系列自然而互涉的行为形成了既能体现一般汉学家/翻译家特征又相对自足完整的译介文本集合体，营造出了丰富而立体的“文化译介微生态”。欣顿的中国文化译介拥有较为稳定的内部循环机制，展示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后的蓬勃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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