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均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畜产品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但受国内畜牧业资源以及国内生产水平的约束，畜产品贸易失衡问题越加突出，我国畜产品的供应正受到严峻的考验，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国外的资源，弥补国内的供应不足，以保证国家的食品安全，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给中国与沿线各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畜产品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中国与沿线各国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畜产品新的出口市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因此，从整体上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畜产品贸易格局，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其贸易特征，为今后中国畜产品贸易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首先从贸易角度定量分析沿线国家畜产品状况，并定性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畜产品进出口合作的可行性；其次基于2010—2020年沿线国家的畜产品贸易数据和往来关系，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建立畜产品贸易网络，并采取网络密度、平均路径长度、中心度、中心势、核心—边缘模型、块模型等相关指标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对网络拓扑结构进行分析，最后采用QAP影响因素分析法从地理距离、接壤距离、经济距离、协定距离和殖民距离等方面探索各因素对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的影响。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整体贸易网络格局方面。2010—2020年“一带一路”畜产品贸易网络密度、关系数不断攀升，畜产品贸易联系日趋紧密；低度数核密度迅速减少，中高度数核密度快速增加，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畜产品贸易积极性快速上升；“一带一路”畜产品贸易格局较为分散且贸易集中化程度逐年降低。其入度网络中心势均在0.5以下，而出度中心势均在0.5以上，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2）局部贸易网络格局方面。2010年—2020年“一带一路”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较为均衡，两极分化现象并不明显，网络中核心国数量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一带一路”畜产品贸易网络共划分为四个板块，其中第三板块网络密度为最高，可知第三板块内部国家贸易往来非常频繁，且贸易额较高，第四板块国家数量最少，但贸易额为四个板块中最高。 （3）影响因素方面。畜产品贸易网络的构建与沿线各国地理距离、接壤距离、协定距离相关，与预期相符，且大部分通过相应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在各国贸易流量方面，除殖民因素外，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以及领土接壤对畜产品贸易流量呈正向影响。殖民历史变量无论在加权还是无权网络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不能解释贸易网络的结构变化。除殖民变量外，各解释变量在无权网络中的系数相对有权网络较高，这表明各解释变量对贸易建立的影响要大于对贸易流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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