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以来，在新思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职场。女公务员大多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通过公务员考试或者雇佣劳动，进入政府体系。她们的一言一行皆是妇女的榜样，是职业妇女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群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制度较为完善，女公务员通过考试后，根据考试成绩确定官职和薪俸，并定期接受考核。南京国民政府对公务员的身体和精神有着严密的规范。通过定期补习，以及各种职业特长培训，强化公务员对国民党的认同，以期由公务员带领，形成社会风尚。同时国民政府将公务员置于国家主义框架下，以尚武精神为核心，要求公务员参加军训。对于女公务员来说，她们的身体是被凝视的对象，参加军训，引来了社会关注，其中不乏一些低俗玩笑。处于这种情境下，一些女公务员逐渐退出军训，因抗战的需要转而参加救护训练。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十分注重干部的培训，地方上干部培训女公务员多有参加，但中央层面的训练直到1943年才得以开展。部分女公务员经过培训地位得以提高，并在国民党和政府身兼要职。 女公务员沿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建立群体组织。国民党以女公务员为锚点，动员广大妇女参与社会运动。在新生活运动中，女公务员既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妇女，也是政府群众动员的主要推手，其组成的女公务员服务团为新运妇女运动之首发。但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政治目的性强，缺乏核心凝聚力，不久之后便被取代。抗战时期的女公务员同盟会，因食米救济问题自发组成，以合法方式多次向国民党中央请愿，通过媒体表述自身诉求，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迫使行政院修改相关条文，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目标。 与其他职业妇女一样，女公务员面临着“花瓶”的社会形象和严峻的职场环境。女公务员终其职业一生都在与“花瓶”、“花枝招展”的社会形象作斗争。这种社会形象不仅让她们饱受社会审视，还造成了待遇不公、升职不易的职场困境。同时，女公务员还是政府各项政策的实践者，行走在政治和舆论的夹缝中。在取缔奇装异服运动中，女公务员不仅受到了舆论的攻击，政府更以强制命令规训女公务员身体，他们将服装与道德、国家主义结合，并借助国家机器“恢复”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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