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汪曾祺自剖是小说与戏剧的“两栖类”，也声言是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在“意义”的追寻里，他以“文体家”的视野和雄心来变革小说和戏剧，必然带有自觉的文体转换意识，各种形式的文本之间也势必会发生交互影响。而在文坛“喧嚣”的数十载，他默默经营语言，将语言的淬炼作为其构建文学谱系的线索，又将炼化的路径着眼于民间文学和戏剧。戏剧的文学化改造与衰年之变法，都是这一路径上自然发生的一环。他试图用语言衔接并缩进小说与戏剧之间的文学性距离，却又过分忽视了戏剧的舞台表演属性。因此，“衰年变法”失败仍然归结于文体观问题。本研究试从汪曾祺的戏剧改造出发，以其“衰年变法”为落脚点，从戏剧形式的文学化和戏剧语言的文学化两大方向来研究汪曾祺的戏剧观。具体有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简述汪曾祺戏剧观概况及其改造意识。一方面从汪曾祺戏剧观的形成及其存在的“文体模糊性”问题，探讨古典文体的现代转换意识。基于文体转换和“五四传统”的考量，讨论汪曾祺戏剧创作中文体的现代性转换。另一方面，以汪曾祺首部戏剧作品《范进中举》为例，论证其戏剧创作的审美倾向。第二层面，根据具体文本分析汪曾祺戏剧观文学化在戏剧形式方面的呈现。以题材、演出效果为参数，纵向分析汪曾祺的戏剧作品并与同期戏剧家的作品进行横向比较，讨论汪曾祺戏剧中的文学趣味。第三层面，承接上一层探讨的“文词中心”问题，深入揭露其戏剧文学化在语言方面的表现。第四层面，落脚到汪曾祺晚年对戏剧形式的探索。一是探究其晚年的戏剧主张，梳理其“衰年变法”从产生到形成的脉络；二是探究其“变法”原因，注意晚年变法与早期有什么不同；三是探讨其变法的“失败”。最后，论证汪曾祺花雅之争、文体差异及戏改的若干问题。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