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的接触有着悠久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后澳大利亚开始全面接触亚太地区的国家，其背后原因是澳大利亚逐渐发现其在亚太地区拥有重要而丰富的国家利益。但是学界对于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研究仅局限于从某些政策或历史的角度进行零星分析，并没有全面、系统测量和分析澳大利亚对于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认知本身，也没有分析国家利益认知变化的原因。本研究逐年阅读了澳大利亚历届总理和外长从1991年到2007年间涉及亚太地区的演讲文本，随后逐一测量和分析其对该地区的国家利益认知情况。具体来说，本研究通过阅读，首先确定演讲文本中每一处涉及澳大利亚在亚太的国家利益认知，进而将其归类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三类中的一种，最后判断每种利益认识涉及到的地区是整个亚太还是某个具体地区或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本研究完成了对于该时期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国家利益认知的测量，并形成了数据库。分析该数据库，可以发现，前总理基廷政府时期（1991-1996）的澳大利亚在界定其国家利益时，其利益认知的地理范围主要在东南亚、亚太、亚洲这些地方，在利益类型的界定方面重视经济利益的发展；前总理霍华德政府时期（1996-2007），其利益认知的地理范围除了包括东南亚和亚太之外，开始重视东亚，在利益类型的界定方面依然强调经济利益，但是开始兼顾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上述分析表明，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认知总体上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利益扩大化趋势和背后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选取了五个案例来进行分析。其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美澳同盟和双边关系这三个案例表明，一些本来用以促进国家利益的政策工具会被澳大利亚政府逐渐视为国家利益本身；此外，对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东帝汶这两个双边关系案例的分析表明，澳大利亚对其国家利益认知在具体内容和重要性两个方面都有扩张趋势。这些案例中的利益扩大化背后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国家实力的增长、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利益认知的扩大化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原因，分析澳大利亚国家利益认识的扩大化有助于我们初步理解这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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