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社会秩序维系与国家治理推行均面临严峻挑战，全领域与全方位的社会治理举措处于强力推进之中。其中，法治的力量不可或缺，而刑事法基于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就必然要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基于各方面的原因，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实际司法应用在新冠疫情来袭之前基本处于“休眠”状态，但2020年后却迎来了“高光时刻”，司法案例层出不穷。至2023年年初，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与新任务，防控工作进入新阶段。在新背景下开展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司法适用相关论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依据相关立法规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指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违法犯罪行为。从历史沿革来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相关立法经历了“休眠”“唤醒”“高光”三个时期。就当前阶段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治理导向而言，“严”应因时而动，“宽”要细分情形，并需动态性综合考量平衡“严”与“宽”的关系。 就司法适用的症结而言，其主要体现为：其一，构成要件要素认定范围呈现扩大化，体现于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及刑法修正当中，主要围绕“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相关规定而展开；其二，罪过形式判断标准呈现模糊化，“过失说”“故意说”“混合说”各表其理，莫衷一是；其三，有责性判断逻辑呈现危险化，表现于“严重危险”、具体危险犯、保护法益三个理论层次。 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司法症结可剖析如下：其一，公共卫生领域行政治理缺位，体现为行政治理法制体系有待完善、行政治理制度流程设置欠缺、行政治理分支机制运行乏力；其二，风险刑法视域下刑法治理前置，理由可归结为预防性控制犯罪实有必要及新背景提出特殊诉求；其三，非过失论存在的诸多疏漏，旧过失论对于新阶段治理需求存在不适应。 疏解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司法疑难，可着眼于以下方面：其一，以制裁论为视域进行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的衔接构建，要推动行政制裁的前置与刑事制裁的接续，要在实践中进行平衡性把握，要警惕司法解释扩张性效应；其二，明确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严重危险”判断标准，具体包括树立实害化的根本指向、引入专业性的判断意见、确认具有一定具象的危害后果；其三，在疫情防控相关治理中，应提倡新过失论的贯彻，更加契合疫情防控工作的整体方向，利于提升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背景中的刑事司法认定水平，利于对新社会治理背景中的刑事司法进行必要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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