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随着学者们对职业使命感的概念内涵、测量工具及积极效应等方面的研究逐渐丰满和健全，职业使命感的潜在负面效应逐渐成为了国内外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热点。而新冠疫情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负面效应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疫情期间，我们从各种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很多发生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身上的感人事迹，而感人的原因多与他们为了践行职业使命感而做出的牺牲相关。有人牺牲的是金钱，比如部分商家将产品无偿捐献给抗疫地区的人民；有人牺牲的是时间和精力，比如医护人员、公职人员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们不辞辛劳、不分日夜地排查病源、实施救援等等；还有的人牺牲的却是生命，比如李文亮、宋英杰等等。基于此，探讨职业使命感的潜在负面效应及应对措施，刻不容缓。此外，从丰富理论的角度来看，通过深入分析探讨职业使命感的某一潜在负面效应，证实职业使命感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丰富相关研究、全面认识职业使命感和加深人们对其的了解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来看，当发现职业使命感可能存在一些负面效应后，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也是一个比较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因此本研究将从探讨职业使命感的潜在负面效应入手，研究职业使命感与工作——非工作冲突间的关系。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发现职业使命感对工作——非工作冲突的影响有一部分可能是通过工作负荷来作用的，因此便将工作负荷作为了本研究的中介变量；而现实情况和部分学者的研究也表明高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往往对工作负荷和工作——非工作冲突有一个调节和缓解的作用，因此选取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这个变量作为本研究的调节变量。综合以上几点，本研究初步搭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将职业使命感设置为自变量，因变量为工作——非工作冲突，中介变量为工作负荷，调节变量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且主要调节工作负荷与工作——非工作冲突间的关系及工作负荷的中介效应。与此同时，本研究还选取了两个理论，即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来辅助说明变量间的关系是可能存在的。 本研究先是查阅了国内外的大量文献，对模型涉及的各变量的概念内涵、测量工具及研究现状做了一个大致梳理，以此对四个变量有了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并对各变量间的关系做了文献总结。接着通过查阅和翻译已经经过国内外学者反复检验且相对成熟的量表，编制了调查问卷并同时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来回收问卷，通过对收集到的问卷做初步的整理和筛查，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88份。然后借助SPSS26.0、AMOS26.0和PROCESS插件等数据分析工具对样本数据先后进行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及各主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问卷的信效度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控制变量的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各主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最后通过对所收集到的数据做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职业使命感与工作——非工作冲突正相关，即高职业使命感的员工可能面临更高水平的工作——非工作冲突；（2）工作负荷在职业使命感与工作——非工作冲突两个变量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职业使命感能正向影响工作负荷，工作负荷也能正向影响工作——非工作冲突；（3）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反向调节职业工作负荷与工作——非工作冲突间的关系，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水平越高，工作负荷对工作——非工作冲突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弱；（4）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反向调节工作负荷在职业使命感和工作——非工作冲突间的中介作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水平越高，工作负荷的中介作用越弱，反之则越强。 文章结尾，本文对整个研究的结论做了总结与分析，反思了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研究做了一定的展望。虽然本研究的最终结果表明4个假设都得到了支持，但各主变量间的相关性及各模型的拟合优度都偏低，这可能跟样本数据的来源、数量有关，因此未来研究在收集数据时可尝试做跨层嵌套或跨时间节点的数据，避免同源数据偏差。同时本研究对职业使命感这个主变量的概念界定仍然不是特别清晰，对其负面效应的应对机制探讨也不够深入，未来研究可以加强在此方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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