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方志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延伸，又反映出地方的内在需求，它体现着国家与地方话语间的互动。清前中期，文字狱频发，在国家话语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境下，衡阳地方志在紧张的思想氛围中展开对王夫之书写。王夫之信息首先在康熙衡阳地方史志中出现，从中分析可得知，其书籍在衡阳地域已经得到一定的传播。雍正时，两湖合修的《湖广通志》代表中央话语对两湖的书写，其中缺失王夫之记载。雍正《衡阳县志》从“矜其乡贤”出发为王夫之书写留存空间，但雍正《衡阳县志》所书写的王夫之形象却十分简单与片面，相关船山信息也出现删改的现象。乾隆时期，衡阳地方志继续沿袭着简单片面的王夫之形象，其中缘由，既包括乾隆时期文字狱增多，思想禁抑渐趋严厉；同时与船山家族衰落，无人接续船山学行息息相关。 伴随王夫之作品选入《四库全书》，其人录入《国史儒林传》，官方政策刺激着地方王夫之记忆的复活。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湘军在内乱中异军突起，王夫之成为湘军重要的精神旗帜，曾国藩等人开始重新刊刻船山作品，宣扬王夫之已然成为重建湖南形象的内在需求，在上述时代背景下，衡阳地方志开始重新书写王夫之。嘉庆《衡阳县志》对王夫之事迹与学行进行了增补，丰富了以往的王夫之信息。同治《衡阳县志》中则完整呈现王夫之事迹，并有效回应官方对船山的认定。王夫之被定位于书写的中心位置，以至有“圣清儒林，首甄王氏”的赞誉。光绪《南岳志》的编撰者则声明志书体例及义法直接来自船山《莲峰志》，并在传记中重新书写王夫之，继而重塑王夫之地位。上述方志代表着地方历史层面建构王夫之的新成就。 进入民国后，王夫之业已成为区域典范，演化为“符号资本”而为地方志编撰者所利用。衡阳地方史志以民族主义范式书写王夫之，将其塑造为“革命先觉”，认定正是船山思想推动着衡阳革命斗争。衡阳地方志并借助王夫之的声誉地位，宣扬衡阳地方文化的优越，激励衡阳民众接续船山学行，有力推动着衡阳一地的文化认同。 人物书写是方志中的重要内容，其中潜藏着建构与再造的成分。地方志中的王夫之书写是国家与地方社会间博弈、争夺、利用的一个缩影，其不仅折射出王夫之形象由简单片面走向区域中心的事实，它更体现在一定区域内，国家与地方话语间的升降变化。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