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种新生的亚文化现象，中国摇滚乐产生与发展为中国的大众文化及媒介文化带来了较为重大的影响。尽管早期社会观念，将摇滚音乐视为一种如“洪水猛兽”般的舶来文化，其“另类性”与“反叛性”常被主流文化和大众所拒斥。但它仍然受到大批摇滚音乐爱好者的强烈欢迎。80年代，崔健、窦唯、何勇、黑豹乐队和唐朝乐队成为摇滚乐爱好者心中的崇拜偶像，也成为中国摇滚乐的代表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00年后，摇滚音乐却不复当年盛况。为此，论文以伯明翰学派媒介理论和亚文化理论为切入，探讨中国摇滚乐在时代发展过程中，媒介对摇滚乐反叛特性发挥的传播与塑造作用。 本研究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对摇滚乐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进行概述。第一节介绍了作为一种舶来文化的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第二节探讨了传播摇滚乐的不同媒介渠道。通过对摇滚乐发展过程的梳理，论文认为摇滚乐是一种社会背景与精神的外化，不同时期的发展也受到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第二章探讨了摇滚乐的媒介外化与其精神内涵的阐释。第一节通过介绍媒介文本的含义，表明媒介是受众认识和了解摇滚乐的窗口，强调了媒介对于摇滚乐传播的重要性。第二节介绍了中国摇滚音乐的反叛性的精神内涵，受众在接触摇滚音乐后会外化为他们身体的解放行为，从而获得快感。但这种快感产生了一些违背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负面影响，这也解释了为何摇滚音乐长期被主流文化所拒斥。因此，主流文化需要通过媒介来消解和重塑摇滚音乐中的反叛性，以确保社会稳定。第三章分析了媒介对摇滚乐反叛性的传播与塑造作用。第一节通过对新闻媒体报道“臧天朔涉黑”事件的个案研究，分析了媒介制造摇滚乐“道德恐慌”的报道策略，并将摇滚乐作为展现社会危机的表象推向前台。这种策略在传播过程中削弱了摇滚乐反叛表征的力度。第二节指出摇滚乐作为一种亚文化，反叛性是其首要特性，同时也是媒介针对和重塑的对象。让摇滚乐沉醉于商业化的境地是媒介塑造的主要方向和结果。第四章探讨了主流媒体对于摇滚乐收编的结果和启示。第一节从媒介报道摇滚乐倾向性的流变，来看中国摇滚乐从一种反叛符号到理性多元的状态演变，这种变化反映的是媒介对摇滚乐长期的倾向性报道下所产生的结果。第二节探讨了主流媒体对摇滚乐收编的启示，包括转变受众的感觉结构和促进社会共识的重塑与再生产。通过探讨媒介在新闻报道活动中的作用，了解媒介如何通过语义框架的建构影响和塑造人们对摇滚音乐的观念和看法。 论文旨在探讨媒介在中国摇滚乐传播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摇滚乐自身具有反抗主流文化的“另类”和“反叛”的特征，听众接受后会外化为一种身体的解放。这种解放挑战主流文化秩序，使主流文化感到威胁与不安。因此，主流文化会通过受其控制的媒介来影响并重塑其反叛性，使其转化为一种商业化风格，从而更符合社会利益。同时，媒介也在重构摇滚乐的“反叛”含义。这种重构让摇滚前辈与青年之间产生了对反叛性内涵的理解代沟，反叛变得年轻化和形式化，成为一种追求放纵和消耗过度精力的行为，进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媒介在中国摇滚乐传播过程中，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展示出一种影响文化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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