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工资负向扭曲是阻碍国内消费进一步提升的重要诱因。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制造业工资扭曲呈现一定程度的改善趋势，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潜在关联，是本文致力于解决的主要问题。理论方面，通过“进口投入-出口扩张”二维通道深入剖析了贸易自由化与国内制造业工资扭曲的作用渠道，通过引入进口中间品投入与出口扩张指标，结合高技能劳动需求与工人工资议价能力构建中间渠道，形成本文主要理论框架。融入对我国发展现状的描述，提炼出实验猜想；实证方面，基于2000-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的主样本，采用WTOTariffDownloadFacility数据库与WITS数据库构建主要关税指标，通过构建准自然实验，利用倍差法对假说进行了验证。 基准回归及大量的稳健性检验表明：贸易自由化显著改善了制造业工资负向扭曲；通过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的匹配样本，引入进口中间品“质量-数量”及出口集约、扩展边际二元视角，验证了进口中间品投入增加、出口扩张是贸易自由化改善工资扭曲的主要渠道，并且进口中间品与高技能劳动需求之间同时存在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当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贸易自由化带来高技能劳动需求的增加，从而改善工资扭曲。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本土企业、私人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中东部地区企业、初始生产率较低企业，贸易自由化对工资扭曲的矫正作用更为明显。过高的政府补贴规模及过大的企业规模，可能会造成贸易自由化对工资扭曲的改善作用消失甚至反向变化。此外，基于海关贸易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扩展回归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参与出口、加工贸易的企业工资扭曲矫正作用更为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由于工资负向扭曲的普遍存在，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工资水平提升与工人实质性的福利改善二者之间尚存较大的鸿沟。这不仅降低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还会抑制国内消费。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离不开制造业，只有实现工资与劳动边际产出的同比增长，才能减轻资本对劳动者工资的侵蚀，达到消费和开放的“良性循环”。根据以上结论并结合实际国情，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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