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草地是人类的畜牧业基地，不仅栖息和养育了3%的世界总人口、35%的绵羊、23%的山羊和16%的牛，还提供了巨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截止2019年底，中国依靠转移支付累计投入1824亿元用于草原生态保护治理，覆盖全国13个省（区）的268个牧区半牧区县（旗、市），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0%以上。在各项生态保护政策与工程中，新一期草畜平衡补助面积达到26.05亿亩，规模远超支持的禁牧面积（12.06亿亩），开启了草原生态保护工作由国家自上而下工程治理到牧户自主管理草场草畜平衡的先河，成为草原生态保护治理办法的核心内容。众所周知，草畜平衡机制是一个以微观牧户家庭承包制度为依托，通过“政策实施—农户行为响应—政策目标实现”的完整实现过程。从政策手段到政策目标的实现环节，关键是农户行为的传导，依靠农户行为响应，实现生态补奖的政策激励。因此，本文致力于将草畜平衡的概念思维引入到微观农户行为与生态环境管理研究领域当中，并在“以草定畜”理论的实践基础之上，规避过往的研究以限制牲畜数量为准绳的传统思路，通过宏观政策对微观个体决策进行窥探，阐释完整的牧户行为逻辑链，从牧户现实决策特征、关键障碍因素等方面探究草畜平衡实现的突破口以及牧区发展的出路。 本文依据放牧系统单元理论、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理论、农户行为理论、生态补偿理论等探索性地构建了“政策冲击——牧户行为分化——草畜平衡实现”的理论逻辑框架；采用内蒙古、青海、新疆草畜平衡地区2016年和2018年两期411份农户调查数据，测度了牧户草场草畜平衡实现情况，分析了牧户放牧生产和生产方式转变现状，并进行区域差异性比较。其次，运用 DID、BI-Probit等实证检验了行政规制对牧户减畜决策的影响，减畜决策对牧户实现草畜平衡的影响以及减畜后牧民生产方式转变或进行非牧就业决策及其差异性。再者，运用DID、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分析了政策扶持对农户放牧替代行为的基本决策的影响，放牧替代行为对牧户实现草畜平衡的影响以及不同分配方式对牧户努力程度、社会福祉等的影响效应。最后，运用OLS模型、中介和调节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法分别实证探究了牧民草场修复行为对草畜平衡实现的影响及其在减畜行为和放牧替代行为调节效应下对草畜平衡实现的影响。本文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411个承包草场的牧民家庭中，能够维持草畜平衡的仅占到49.64%，不足总数的一半，说明牧民家庭层面的草畜平衡还很难达到，且草地资源利用极不平衡。调研样本超载占比过半，以轻度超载为主。考虑牧户收入、草场面积和牲畜规模的异质性，可以看出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超载牧户概率与总样本量的特征基本一致，大面积牧户可以实现草畜平衡的比率显著高于小面积牧户，大规模牧户可以实现草畜平衡的比率显著低于小规模牧户。 第二，随着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颁布与实施，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动机被充分激发，样本牧户受地方政府的监管庇护未进行减畜的现象已显著降低甚至消失，其家庭草畜平衡实现概率显著上升，但同时，仍有少数牧户未进行减畜，而未减畜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补助额度不足，而是由于地方政府的监管不力。 第三，减畜会促使牧民进行放牧方式转变，通过舍饲圈养和人工饲草等进行牧业生产，但他们大概率不会选择进行非牧劳动，究其原因主要是牧户在进行生产方式选择时往往会考虑不同情景下的比较收益，放牧替代行为通常会使得牧民劳动强度和生产规模增大，相应的，非农就业通常使得可以获得更高的比较收益，但对于个体素质等因素要求较高。进一步，通过“推-拉”理论探究可得，牧民非牧劳动障碍来自于牧区就业机会匮乏以及风俗习惯差异。 第四，新一轮草原生态政策实施前未进行放牧替代牧户草畜平衡实现的概率和进行进行放牧替代的牧户没有显著差异。新一轮政策实施后，进行放牧替代牧户的草畜平衡实现概率相比2016年有显著的提高，进一步的，通过DID模型验证了获得和未获得政策扶持牧民得出，新一轮政策实施期间，进行放牧替代的牧户相比其他牧户大幅度提高了草畜平衡实现概率。同时，扶持政策对放牧替代行为的影响呈倒“U型”，进行半舍饲养殖的牧户获益最大。在不同区域扶持政策分配方式下，“锦标赛”分配有助于激励牧户短期内放牧替代投入，长期来看“轮庄制”更利于牧户合作实现草畜平衡。 第五，在放牧管理行为方面，定居休牧和划区轮牧大幅增加了草畜平衡实现概率，联户游牧对草畜平衡实现无显著影响。在草场改良行为方面，改良技术均利于实现牧户草畜平衡，划破草皮技术对于草畜平衡实现的影响最大。此外，减畜行为对定居休牧牧户实现草畜平衡有正向调节作用，但负向调节了草场改良技术实现草畜平衡。放牧替代行为则对牧户通过放牧管理行为和草场改良技术实现草畜平衡均有正向调节作用。 最后，在研究结论汇总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启示：要清醒认识草畜平衡实现机制中减畜的作用，有的放矢的进行结构性、分步式减畜；舍饲等方式不应完全取代放牧，科学放牧结合草场改良是草畜平衡实现重要出路；着力打破牧民非牧劳动就业障碍，提升牧民减畜后的非农牧就业能力；增强草畜平衡实现和提升牧户福祉的统一性，降低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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