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清鼎革之际，各地区卫所逐渐“民化”，统治者逐渐在内地、边疆、沿海地区大力裁撤卫所。永定卫自明初设立至明末经历三百多年屯政早已废弛，永定卫于雍正七年（1729年）划归安福县，后因疆域范围广且分散，征收屯粮和管理不便，便由湖广总督迈柱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请于永定卫添设一县，名为永定县，拨慈利县十、十一、十二、十三都的全部和八、九、十四都的部分地区以及永定卫所地置永定县，桑植军地、永顺县押坪、茅岗司司街、十四都、温塘十四都、槟榔坪、青竿坪、神堂坪、罗水、蝦溪、白竹坪、鹅公溪、罗塔坪、苦竹河、窑湾、逼龙的粮地划归永定县，因此永定县辖区内人员构成复杂，制度变革导致该地区人口来源多元，形成了以汉土民族为主的民族聚居区，使该地区具有独特性。从卫到县，即军事制度转变为行政制度，治策变动影响下促进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目前学术界对清代永定县地方治理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学制度史的角度开展研究，以民族学研究方法展开研究的成果还未可见，已有的研究多重王朝治理，而民间治理多有欠缺，还未见专文探究卫改县后永定县的民间治理情况，也无专文探究在卫改县制度变革影响下永定县地方社会的变化情况。本文主要以地方志资料，兼及家谱、碑刻等史料为基础，以历史民族学的视野，运用历史学和民族学的双重研究方法，通过田野调查，以口述史料证明观点，对清代永定县社会治理“从卫到县”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对主观历史记忆和客观历史事实加以区分并相互印证加以分析，深入细致的阐释了卫县引致的永定各方面变化，论文结构分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展开论述；重点梳理清代永定卫改永定县的历史背景，永定县的人员构成，卫改县后中央王朝治理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措施的变化，民间自治体系的形成及其所起的作用，探究卫改县后治策变动对永定县社会治理的成效及呈现的地方社会发展状态。永定一域由原来的卫所军事屯政改为营制体系，民政事务提升，军政事务削弱，同时建立了以知县、典史、教谕、训导、保甲等为主的地方行政制度体系及以学宫、考棚、崧梁书院为主的文化教育体系。在制度变革影响下治理政策变动逐渐形成以大姓宗族、商帮、地方绅士以及村规民约四个方面为主的民间自治体系。永定县在社会治理政策的影响下加速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进程，文中以永定卫指挥使胡福落业永定发展壮大为大族并与茅岗司地土民通婚为例，探究汉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永定县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城中以南门口、河街、半边街为主要贸易聚集地，城外的乡市规模达四五十个之多，分布在东南西北四路；设县后官方倡导的信仰和传入的宗教与民间信仰进入并融入当地，如福建客商修的天后宫、江西客商修万寿宫和许真君庙、辰商修伏波庙、四川客商修西蜀宫等，基督教也于清末由传教士传入并在在县内修建福音堂；各民族聚居致使永定县呈现出受多民族影响，以大庸阳戏和永定花灯为特色的民间文化。对清代多民族聚居的永定县进行社会治理研究；利于厘清今张家界地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为今张家界市民族治理工作展开提供历史经验；对充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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