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突破传统普惠金融发展瓶颈的数字化手段，能够解决既往服务模式商业可持续与社会绩效难以兼顾的问题。当下，互联网金融企业、金融科技公司等数字普惠金融主体凭借低门槛、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极大满足了长尾群体的金融需求。同时，商业银行也加快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步实现业务下沉。在数字普惠金融跨业态竞争格局下，农商行作为“支农支小”主力军，由于自身数字化转型步伐略显迟缓，导致其存贷款市场份额被逐渐挤压、客户流失现象严重，加之日益严峻的价格竞争，农商行息差收入空间进一步缩窄，风险承担水平受到较大影响。那么，数字普惠金融由高速增长步入常态化发展阶段，对于农商行的风险承担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异化影响？是挤压作用较强还是红利输出居多？农商行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其经营效率从而扭转风险承担上升的状况？在互联网金融行业严监管时期，外部金融监管因素能否缓和二者的正面冲突，进而推进行业健康良性发展？因此，本文分别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农商行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治理水平与金融服务效率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相关理论与数字普惠金融、农商行发展现状的分析。首先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商行风险承担的直接和间接机制角度探讨具体的影响路径，通过挤压与红利效应两个层面阐释直接影响的内在机理；借助经营效率与金融监管强度，衡量其作为内部承担能力与外部承担环境在二者关系中的间接调节作用。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通过对2014-2021年76家农商行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合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商行整体与被动风险承担均存在倒U型影响，且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两个分维度指数也存在结构性效应。其次，利用DEA-CCR方法测算出农商行综合效率作为经营效率代理变量，带入调节和面板门槛模型验证发现，效率值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商行整体和被动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关系。除此之外，在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商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倒U型曲线趋于平缓，且随着监管强度的提升，挤压效应转化为红利效应的拐点也得以尽早实现，使农商行较快步入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道路。最后，通过对上市农商行与未上市农商行进行分组异质性分析，发现推进上市进程本身是一个赋能的过程，也是农商行提高风险承担能力的较好选择。基于上述回归结果，本文从政府监管、农商行风险治理、平台企业发展、消费者金融素养提升四个层面给予可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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