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发展。然而，经济长期发展的粗放模式也导致了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积累和深化。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下，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同时，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流入量持续上升，缓解了国内的资金缺口，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但FDI是一把双刃剑，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面对严重的污染问题，我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逐渐在环境政策上采用严格的新标准，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实施、FDI的流入都影响着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绿色经济的发展水平可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GTFP）来衡量。因此，探究异质型环境规制、FDI与GTFP之间的关系，可为实现减排、增效的双赢结果提供一定的借鉴。 本文旨在研究环境规制、FDI与GTFP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研究假设进行实证验证。首先，对环境规制、FDI与GTFP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回顾其相关理论，构建它们之间的影响机理框架。其次，运用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分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并使用逐步回归法探究FDI在环境规制与GTFP之间的调节效应。接着，检验环境规制在FDI与GTFP之间的门槛效应。最后进行区域异质性的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GTFP的影响效应不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抑制我国GTFP增长，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我国GTFP增长，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我国GTFP无明显影响。分区域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内陆地区的GTFP具有负向作用，对沿海地区的GTFP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沿海、内陆地区的GTFP都具有正向作用；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沿海地区的GTFP无显著作用，而对内陆地区GTFP具有负向作用。 第二，FDI在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GTFP之间均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其加强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GTFP间的负向关系，削弱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GTFP间的正向关系。而在沿海地区，FDI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GTFP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在内陆地区，FDI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GTFP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对其关系具有强化作用，在市场激励型、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GTFP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第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FDI与GTFP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FDI与GTFP呈现“倒U”型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FDI与GTFP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FDI在规制强度较大时对GTFP的抑制作用比在强度较小时弱；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在FDI与GTFP间不存在门槛效应。在沿海地区，三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与全国层面的基本一致，异质性表现在适度的市场激励型规制下，FDI对GTFP具有促进作用。在内陆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FDI与GTFP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FDI在规制力度较大时对GTFP具有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FDI与GTFP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FDI在规制力度较小时对GTFP具有负向作用；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在FDI与GTFP间不存在门槛效应。 基于结论，本文提出选择合理的环境规制工具、提升引进外资的质量与水平以及因地制宜实施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从而促进环境、FDI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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