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直播是乡村振兴与网络扶贫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带动农村产业发展、挖掘乡土文化自信、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路径。直播中涌现的乡村女主播群体，也成为乡村传播与发展转换的新型主体。乡村女性积极的媒介实践，不仅弥补了大众传播时代乡村女性的缺席，也以自我书写与劳动创新的关键路径，成为了乡村公共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景观，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对乡村女性的刻板印象。 通过历时态的学术梳理，研究表明：乡村女主播自2016年始，在都市女性直播的示范效应下，从2017年奇观式的模仿、再到如今对“乡味”的突围策略，这一群体的数字化具身实践，本质上是围绕着“乡村”和“女性”的多重文化身份来重组与再创造的。她们以直播间为前台、以短视频为中台、以社交媒体为后台，进行全景式的“乡村网络女主播展演”。这种“可见性”的媒介实践活动，超越了传统创新—扩散的被动接触模式，是乡村女性将网络直播作为媒介渠道，彰显主体性的能动过程，体现了性别、乡村的间性关系和文化张力。 通过共时态的田野分析，研究发现：凭借着对农村风土人情的刻画与展演，农村女性的媒介表演从仪式性传播转向了一种工具性的、商业化的媒介“劳动”形式，也吸引了城市内容消费群体的注意。在直播+电商的新经济模式下，网络直播成为乡村女性获取多元资本的“云上生计”。乡村女性的直播劳动不仅生产了可供观看的视觉内容，在策展和表演中，她们也以“乡村、乡土、乡女”为内容，进行持续的符号输出与数字劳动，为暌隔乡村的他者提供一种“媒介真实”。就网络社交性质而言，乡村女性的直播行为，也联结了以地方情感、家人情感为中心的关系劳动。 当前，农村女性在直播平台的出场，于微观个体、中观群体、宏观社会都具有显著意义：在微观上，直播媒介为个体提供了话语权与媒介接近权，其联结的电商销售模式也成为数字化新生计；在中观层面上，独特的女性视角提供了一种软性的、情感化的乡土面貌，成为另一种新乡村；在宏观层面上，其直播建构的跨城乡传播空间也为离散的乡土及割裂的城乡关系带来“重新部落化”的新型公共模式，其促成的公共文化转向也将持续作用于性别、区域、阶层的再公平。 本选题的多点民族志研究显示，乡村女性的涉农直播有显在的传播价值，但其数字劳动也体现了乡村直播这一新兴行业的共同困境：对于大部分乡村女主播而言，“学直播”是一种不稳定、非固定的数字兼职，她们作为非自由的产消者、非稳定的就业者，不仅“经济可持续”面临困局，文化审美上也面临诟病。一方面，乡村女性遭遇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的异化，其表演模式、互动机制和资本转换都处于平台、技术的隐秘控制之下，且难以脱离；另一方面，乡村女性的网络直播存在交往的物化与商品化，其异化的劳动关系引发情感倦怠，并反制着生产实践，造成劳动本质的异化。为了缓解乡村网络女主播的结构性压力，政府、民间小资本、直播平台等社会主体应该积极发挥能动性，以乡村女性的媒介使用为切入口，开发以村落为单位的系统化发展链条，实现多元协调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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