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末，大统历法弊窦丛生，是时恰逢耶稣会士来华，明朝遂采纳西洋历法以改历，修成《崇祯历书》。其后代明而立的清朝以《崇祯历书》为基础，创制《时宪历》并颁行天下，《时宪历》传入属国朝鲜。清朝借助历书强化中朝封贡制度，与朝鲜建立起稳定的颁历受历关系。 《时宪历》传入朝鲜后，很快引起了朝鲜王朝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朝鲜王廷通过每年的赴京使行持续引进时宪历法，具体方式为遣学历官和购买历法书籍。经过多年的引进与研习，朝鲜最终掌握《时宪历》的推算方法，得以自造朝鲜化的《时宪历》并印行国内。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亦有不少朝鲜士人对《时宪历》提出质疑与诘难，但并未能撼动《时宪历》在朝鲜的官方历书地位，关键原因在于朝鲜必须遵循宗主国清朝的时间体系。 《时宪历》与时宪历法作为西方天文学的载体，传入朝鲜后促进了朝鲜天文历法的进步，同时新的天文知识体系也革新了朝鲜士人固有之世界观，进一步推动朝鲜士人对“天圆地方说”与华夷观提出质疑与反思。 有鉴于历书在古代政治运作中的特殊性质与功能，《时宪历》在朝鲜的传播亦折射出中朝关系变迁历程中的某些历史细节。朝鲜王朝虽积极吸收、肄习时宪历法，但对《时宪历》所承载的清朝年号、正朔等计时规则却漠然置之，在国内暗自膺奉明朝正朔，行用崇祯年号，甚至有改书《时宪历》中清朝年号之举。朝鲜自古自诩为“小中华”，以“慕华”、“事大”为本位，而清朝素来被斥为“夷狄”，故朝鲜对其不屑一顾，虽迫于武力被迫“事大”，但文化心态上早已不再“慕华”。朝鲜对《时宪历》的抵牾态度，反映出明亡后朝鲜文化上的“慕华”与政治上的“事大”已然割裂，其对华观由“尊明”、“慕华”畸变为“斥清”、“攘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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