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断波动，出口和投资这“两驾马车”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被不断削减，相反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越发受到重视，已逐步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已然成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模式。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而且还深刻改变了居民的消费习惯。那么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成为提振我国居民消费的全新动力？这一问题的探究对保障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同时依据相关消费理论，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推导和分析；接着，本文通过匹配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和省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造了三期面板数据。并结合面板数据特征，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展开了基准回归分析；其次，本文选取家庭所在省份与杭州的球面距离和1998年各省份光缆电路长度作为工具变量，展开了内生性问题的讨论，同时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方式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然后，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四大业务板块着手，通过解释变量到机制变量的回归和组间差异分析等方式分别验证了提高支付便利性、增加财产性收入、降低不确定性和缓解流动性约束四大具体的影响路径；最后，本文从城乡、区域金融力和生命周期三个不同视角进一步探索了其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规律。 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1）从基准回归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带动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就三个细分维度而言，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指数均能够明显提升家庭消费，然而数字化程度指数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促进效果；2）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数字支付业务提高支付便利性、通过数字理财业务增加财产性收入以及通过数字保险业务降低不确定性来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而无法通过数字信贷业务放松流动性约束这一渠道来影响居民消费；3）从城乡视角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家庭带来了更大的消费推动力；从区域金融力视角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发展程度较弱地区的家庭消费具有更大的提升作用；从生命周期视角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更能显著提升处于中年阶段的家庭消费水平。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三条针对性的对策建议：1）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2）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产品体系；3）加强金融业态监管，优化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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