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共同富裕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分配不合理，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依然存在，近些年来，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我国政府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在金融领域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整合了数字化技术与普惠金融优势，充分发挥了低成本、低门槛的普惠特性，能够很好地缓解农村群体的金融排斥，促进城乡金融资源合理分配，进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群体的金融素养普遍低于城镇，可能也会因数字技术升级产生数字鸿沟，带来数字排斥问题。那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究竟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还是收窄城乡收入差距？这其中的影响机制又是怎样的？ 为了探讨以上问题，本文首先通过梳理文献，充分了解了该领域研究情况，然后基于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等理论，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机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继而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和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展开分析：选用北大数字金融指数，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选用城乡收入比、泰尔指数分别在全国、省域层面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实证部分，采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短面板数据，首先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基于核心解释变量的子项目做维度异质性分析。相较于线性分析，以往研究针对二者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相对缺乏，因此本文进一步通过门槛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创新性地选择城镇化作为门槛变量。为更针对性地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侧重方向性意见以使其最大化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本文更具体地分析了其内部各子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分别对三个子维度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门槛模型分析。由实证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内部各子维度也均呈现出显著的收敛效应，且在收敛强度次序上，依次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非线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收敛效应，且收敛强度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增大。进一步地，从子维度层面来看，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门槛特征与总指数一致，且门槛区间由低到高时，收敛强度上覆盖广度均大于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也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门槛区间由低到高时，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先缩小后扩大，呈现出“U”型门槛特征。 为了更好地通过使用数字普惠金融工具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基于研究结论，结合第三部分我国的现状分析，认为未来应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并结合各省份的城镇化水平阶段来动态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也应该全国下好“一盘棋”，补齐短板，着力推动低水平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建设。最后，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本文基于需求侧金融排斥机制分析理论，以及我国城镇化发展导致的农村人才空心化现状，认为未来也应该着力提升农民群体的金融素养，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体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力，降低他们的数字排斥，缓解数字鸿沟，以求进一步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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