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跃进”运动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验，其范围包括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农业作为当时中国的主要产业，为工业化目标的实现提供资源，在“大跃进”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商城县在“大跃进”时期隶属于河南省信阳专区，属于淮南产稻区，承担着粮食外调的任务，随着“左”的不断发展，商城县的农业“大跃进”出现了三个阶段。 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上半年，是商城县农业“大跃进”的初期，这一时期的生产指标尚在合理范围之内，在社教运动的宣传下，农民生产积极性高，形成了群众性的农业生产高潮，普遍获得了增产。1958年7月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直到1959年春，是商城县农业“大跃进”的高潮，商城县在省、地委的指示下开展了批判“潘杨王”运动，“左”倾快速发展，浮夸严重。1959年春至1960年春是商城县农业“大跃进”的后期，这一时期商城县将抗旱保丰收作为农业上的主要内容，但反右倾斗争的开始，迫使干部喊出超产运动的口号，后由于饥荒严重，运动无法完全展开。 商城县在农业“大跃进”中，贯彻执行了中央的农业“八字宪法”，引进密植和深耕技术、改进良种和农业工具、建立农业技术站等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增产作用。通过引入诸多新的农业技术和工具，实现了对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对改造传统农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县委和基层干部在贯彻农业增产措施中有很强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技术指导，导致土地深翻过度、单位面积株数过多、改良农具质量参差不齐、水利工程质量不达标等问题的出现，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1958年批判“潘杨王”的过程中，商城县委领导的极“左”思想开始形成，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使商城县部分领导干部的“左”倾思想发展到顶峰，在批判牛宝印、姜志超的浪潮中失去理智，最终酿成巨祸。但不可忽略的是，县级领导干部并非完全陷入“大跃进”的狂热之中，部分干部依然保持着理性，只是碍于层层压力，无力阻挡“大跃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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