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战国秦汉时期是五行学说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五行学说的三大理论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配位图式都已出现并成形,中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也已经成书。《黄帝内经》吸收了五行学说的相关理论,并加以运用,借助五行理论构建了自身独特的医学理论。 《黄帝内经》首先依据于五行配位图式构建了自身独具特色的藏象系统,其分别是东方肝木藏象系统、南方心火藏象系统、中央脾土藏象系统、西方肺金藏象系统、北方肾水藏象系统;书中还直接论述了五行相胜的规律,间接表述了五行相生的规律,并依据于这三大理论来阐释医学理论。《黄帝内经》对五行学说的运用已经十分熟练且与自身的医学实践相结合,无论是构建自身独特的藏象系统,还是指导疾病的判断与病情预后,抑或是指导经络针刺之法,还有指导食补与用药规律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到了五行配位图式与五行生胜理论。 在其之后成书的《难经》继承了《黄帝内经》的五行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对五行相生与五行相胜理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发展,其独创的“泻南补北法”与“子母补泻法”足见对五行生胜理论的深入理解与运用。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对五行相胜与五行相生理论的理解也是有所进步的,并且对《黄帝内经》与《难经》所记载的色脉诊理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相比于《黄帝内经》等传世文献,出土涉医简牍资料对五行学说的运用虽然朴素与简单一些,但是已经开始运用五行配位图式与五行相胜理论来阐释医理。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与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之中都可以看到五行相胜理论的完整表述,以及小型的五行配位图式的构建,并且依据于五行配位图式与五行相胜理论来阐释疾病的发展规律。《天回医简》之中并没有对五行相生与五行相胜理论的明确论述,但其论述医理的内容与《黄帝内经》高度相似,而《黄帝内经》论述这些医理背后所依靠的都是五行的相关理论,将《黄帝内经》的五行学说代入到《天回医简》之中,有部分内容竟然是可以对应的。由此来看《天回医简》有很大可能性也已经运用到了五行的相关理论。 五行学说的三大理论本身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过程。五行相生最早可能在战国初期就已经出现,最晚在战国晚期大概已经成文;五行相胜的思想最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被人们认识到,到了战国后期也已经完整成文,在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都可以看到五行相胜理论的完整记载;五行与其他概念相配属的做法在战国初期就已经出现,到了战国晚期,《吕氏春秋》一书已经以五行为连接点将万事万物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庞大的五行配位图式。 如此看来,这三大理论最早在战国初期,最晚在战国晚期已经全部出现,也就是说,最早在战国初期,这三大理论全部出现之时,《黄帝内经》涉及到五行学说的篇章可能已经具备了成文的条件;到了战国晚期,这部分篇章必然已经具备了成文的条件。而从出土涉医简牍资料对五行学说的应用状况与《黄帝内经》进行对比,《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应当要晚于这些简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