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物化批判思想”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但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物化批判思想”理论内涵与理论意义的深度揭示和阐发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因此，重新梳理和探讨马克思的物化批判思想，并从中挖掘其丰富的理论内涵，从而准确把握“物化批判”对于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批判所彰显出来的批判品格和理论意义，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任务和理论课题。 马克思的物化批判思想具有深刻的哲学史根据。马克思的物化批判思想作为对“物化”现象进行批判的理论，从根本上关涉的是“如何合理地理解‘物’的问题”。在近代哲学中，“物”被理解为经由“自我意识主体”中介和锻造的“主体性之物”，而“物自身”却被悬置在“主体自我中心”之外，成为康德的“自在之物”。可以说，康德的“自在之物”是在近代主体性哲学框架内理解“物”的必然结果。对近代哲学所遗留下来的康德“自在之物之谜”的破解，构成康德之后众多哲学家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康德的“自在之物”具有三重内涵：感性认识的来源、知性认识的界限以及实践理性的范导原则。在哲学史上，对康德“自在之物之谜”的破解经历了两次“历险”，分别是在“思辨理性”和“唯意志论”立场上展开的。思辨理性立场往往着眼于“自在之物”的前两重内涵，将“自在之物”视为“思辨理性的意识对象”，试图以“先验自我”、“绝对精神”以及“认识实践”去溶解“自在之物”。唯意志论立场尽管将“自在之物”的谜底引向了“人的生存活动”，触及到了它的第三重内涵，但将“自在之物”直接等同于“意志活动表象”，忽视了“自在之物”恰恰是隐藏在意志活动表象背后的本体。可以说，这两种破解路径仅仅将“自在之物”理解为“思辨理性的意识现象”或“生存意志活动表象”等主体折射之物，未能深入揭示“主体折射之物”背后的“物本身”，也就未能解开康德的“自在之物之谜”，使其处于“蔽而不明”的状态。而在马克思看来，康德的“自在之物”是意志活动表象等“主体折射之物”背后的“物本体”——道德公设。这个“道德公设本体”的“软弱无力性”特点，作为“感性、知性认识以及道德行为”“不可逾越界限”的集中反映，表达了人们面对“资本主义理性规律的物化体系”的畏缩和妥协态度，是德国小资产阶级软弱性阶级立场的一种哲学表达。马克思通过将范导意志的“自在之物本体”从康德软弱无力的“道德公设”转变为以物质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在对这个“社会关系本体”的主体折射之物——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批判性透视中，揭示出“物”的社会性奥妙——资本主义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开辟了物化批判思想。于是，马克思以物化批判思想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践革命意向”超越了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哲学立场，从根源上克服了近代哲学遗留下来的康德“自在之物”问题。因此，对近代哲学“主体自我中心困境”的必然产物——康德“自在之物之谜”的破解，作为马克思物化批判思想的独特理论贡献，构成了马克思物化批判思想的哲学渊源和理论变革。 马克思的物化批判思想是在对其早期“异化批判”思想的理论反思和超越中生成的。通过这一反思和超越，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批判。“异化批判”是早期马克思审视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先后从人自由意志本质异化的角度思考社会现实问题、从人交往关系本质异化的角度批判“市民社会本身”、从人劳动本质异化的角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但是，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批判”包含着深层的理论困难。“异化批判”从抽象的人的本质的价值悬设出发，以人本质的“本真态”为基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化的异化态”，因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未完全摆脱人本主义逻辑，也就很难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本质的历史分析。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地基线的开拓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深入，中晚期的马克思不再从人本质异化的角度，而是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站在“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地基上来客观地理解和说明人被物奴役的物役性现象。他通过将奴役人的“物的力量”批判性地透视为资本主义分工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历史分析。可以说，物化批判思想的哲学奠基、出场、确立和成熟的过程，是马克思不断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层面，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深刻解剖和内在批判的过程。正是从“异化批判”合理推进到“物化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社会表象的批判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从而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推动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化。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批判性透视，呈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本质，构成了马克思物化批判思想的理论内涵。首先，当两个商品被化约为“同质同量的抽象劳动”进行等价交换时，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就取得了“劳动产品等同的价值对象性”，商品交换就成为人与人之间劳动交换关系的颠倒表达，而商品就变成可以“倒立跳舞”的“幽灵般对象性”。马克思通过对“抽象劳动成为商品价值衡量器”的历史特殊性进行分析，揭示出“商品”作为实现“私人劳动社会性”的一种历史形式，它被赋予了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内涵，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细胞形式；其次，在商品价值关系的肉身形态——货币中，原本被商品交换所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直接凝结为金银货币，金银货币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掌握了支配社会财富的独占权。马克思通过还原“金银货币成为一般社会财富”的中介运动，揭示出货币作为商品价值关系固定在一个特定商品金银上的反映，它是劳动交换关系的物质结晶，因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颠倒表达；最后，在商品价值的运动形态——资本上，原本被商品、货币所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再一次颠倒为劳动条件等资本物，“创造交换价值的对象化劳动的社会规定”表现为资本物同其自身的社会关系，劳动的生产力被颠倒为资本物的生产力，即“资本自行增殖”。马克思通过对流通过程中“资本转化为货币”以及生产过程中“资本增殖”过程的还原，揭示了资本并非自行增殖，而是在不断雇佣和吸纳活劳动使资本物发酵的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从而透视出资本是由可变资本——活劳动与不变资本——死物质要素组成的结构性关系，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性权力关系。 马克思的物化批判思想是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最富有生命力和当代性的内容之一。它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理论效应，并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理论效应方面，马克思的物化批判思想以其强大的思想力扩散并渗透到了当代哲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影响。马克思的物化批判思想得到后世哲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在充分吸收马克思物化批判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卢卡奇从生产关系批判延伸到生产力批判、广松涉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历史领域、霍耐特从政治经济学维度深入到规范性维度。这些拓展充分彰显了马克思物化批判思想深广的理论效应和不可替代的思想史地位。在当代意义方面，当代世界仍然处于马克思物化批判思想大炮的射程之内，马克思依然是当代世界不朽的“牛牤”。面对现代性的深层困境——景观化、符号化和数据化等“新物化”，马克思的物化批判思想揭示出这种变化的物化“新形式”背后不变的理论内核——非正义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期在“新型社会关系”的建构和探寻中使每个人“平等使用实现劳动所需条件的生产资料”，从而摆脱“物的力量奴役人”的物化困境，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物化批判思想不仅没有被证明是过时的，反而展现出了其在当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马克思物化批判思想的理论效应和当代意义构成了我们今天仍需谈论该思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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