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健吾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位多产的剧作家，他一生笔耕不辍，共创作和改编了40余部剧本。在他所有的戏剧创作中，改编剧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上海沦陷时期，李健吾一共创作了9部外国改编剧，其中有5部改编自法国佳构剧，分别是《云彩霞》《花信风》《风流债》《喜相逢》和《金小玉》。五部剧作在演出后受到市民观众的喜爱，出现了演出盛况，给李健吾带来了很大的声誉。然而，这几部在当时璀璨夺目的改编剧，却遭到了文坛的忽视。一方面，学界对于李健吾的研究是薄弱的；另一方面，这几部改编剧被视为沦陷区话剧“畸形繁荣”的产物，被贴上了“商业化”“庸俗化”的标签。事实上，当我们进入改编剧内部，会发现李健吾高超的改编技巧。李健吾精通法文，可以直接根据法文原文剧本进行改编，他的改编完全突破了原作的“外国色彩”，实现了独具特色的“中土本色”。从一定意义上说，李健吾的改编实践与成就，不仅彰显了沦陷区作家创作的时代性与主体建构性，对于中国现代话剧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本文欲以李健吾改编的五部佳构剧为研究对象，将法文原文剧本与改编本进行比较，分析李健吾的改编策略，以此探讨李健吾改编作品的艺术成就并重新审视沦陷区复杂的生存面貌以及李健吾改编剧的价值。论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从整体上对李健吾的改编行为予以关照，分析其在特殊环境下的文化心态与改编诉求。首先考察佳构剧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其次梳理李健吾的创作历程与其在上海的文学活动，以把握李健吾的创作理念以及他与上海文坛的关系。接着深入上海沦陷区的历史环境去透视李健吾的改编行为。在40年代，身处上海沦陷区的李健吾为了谋生，同时坚守民族气节，投身商业剧大潮。他的这一行为属于其在上海沦陷区特殊命运的一种表征，折射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第二部分基于话剧艺术层面，探讨李健吾对佳构剧戏剧技巧的承袭，主要包括提前向观众揭示“秘密”、开场戏的成功设置、“必需场面”的精心营构、以小道具衍生大事件、“突转”与“发现”的巧妙使用五个方面。商业话剧要吸引观众，跌宕起伏的故事是要义。为此，李健吾引入了佳构剧的戏剧技巧，同时，这一举措亦反映了李健吾对戏剧舞台性的重视以及对“戏剧性”这一戏剧本质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第三部分从文本入手，分析李健吾“中国化”的改编策略。李健吾对人名、地名、时代、文化风习、舞台场景以及语言进行了改动，删除了原作的异域情调，实现了外国作品的“中国化”。 第四部分将在李健吾“中国化”的改编成就基础上，以剧作文本与李健吾自身的创作理念为依据，对他的改编剧进行更深入的探讨。首先，李健吾将故事发生的时间移植到民国社会，以凸显剧作的时代特色。在这一基础上，李健吾透过剧作表达对底层人生的关注、对社会黑暗势力的揭露、对现代都市人性弱点的批判以及隐晦的政治情绪，从而大大强化了剧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其次，李健吾通过改写人物，塑造了烈性女子、“去政治化”的男性以及富有美德的配角人物三类形象，这些人物与本土相融，彰显了丰富的民族情绪。最后，李健吾将自己对人性的理解以及人生的感悟融入了剧作中，充分挖掘人性存在的根据以及人物内心情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作人性刻画的不足。 第五部分探讨李健吾对传统元素的吸收与运用。传统文化发挥着唤起民族情感，凝聚民族力量的作用，为此，李健吾在改编剧名以及人名时吸收了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李健吾向传统戏曲取法时，先是将传统戏曲引入文本，并借引用之戏与改编剧主题、人物、情节发展形成对照关系，大大增加了话剧叙事的可能性；同时他还借鉴传统戏曲中的丑角形象，塑造了讽刺类丑角和歌颂类丑角两类形象，从而实现了戏剧“趣”与“刺”的剧场功能。 第六部分将结合改编剧的上演情况和相关评价，从李健吾个人创作、沦陷区环境以及现代话剧艺术发展进程三个维度探讨李健吾改编剧的价值与意义。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