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社会的交互便利，信息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参与着社会生产，改变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影响着社会的上层建筑。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刑法条文进行文义解构，可以分析出“故意的、虚假的”两个限定词和“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四个种类的信息，同时“编造、传播”两种客观行为需要发生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之中，并且要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程度。在本罪的司法案例中，客观行为一般表现出行为方式的多样性、行为内容的复杂性、行为场域的信息网络性、行为对象的涉众性以及行为结果认定的模糊性。在本罪的司法认定中，主要存在着行为方式的司法评价不完备、行为内容的司法识别不清晰、行为场域的司法保护不全面、行为对象及结果的司法认定不准确等问题。基于此，针对本罪客观行为中的行为方式、行为内容、行为场域以及行为对象与结果等开展全面的探究。首先，就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客观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实务中的矛盾问题；其次，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客观行为进行理论探析，形成逻辑自洽的学理指引；再次，以司法案例与教义学为基础，提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打击与行为预防的应然司法对策。申言之，其一，就“编造”行为的司法认定，要确立行为的难证伪性、认知性、社会性三个具体判断准则；就“传播”行为的司法认定，参考德国刑法理论中“他人密切可接触原则”标准，确立行为的公开性、媒介性、时效性三个具体判断准则。其二，对“虚假”的规范性表达要从法益侵害性、一般可信性与排除合理怀疑性方面展开，并借由美国的判例经验，建立对虚假信息两分化的裁判思路，即事实述说与意见评议两分法。其三，本罪中社会秩序严重扰乱的裁判，应当在阐明双层场域的实质性司法裁判标准基础上，形成一套多标准并行的复合方案，在各标准中特别需要考量司法机关经常采用的实际点击数、阅读量标准，以及转发量标准。其四，坚持积极刑事司法主义，将行政法上的“帝王原则”即比例原则进行刑事司法认定的植入，以审慎的态度评判行为的惩罚必要性，周全保护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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