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袭警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新增的重要罪名。通过分析我国袭警罪的立法演变发现，自建国以来，我国遵循袭警罪的犯罪特征，积极制定了相关立法以及其他规定对袭警犯罪行为加以规制。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均将袭警犯罪行为置于妨害公务罪的内涵范围内加以处罚。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于暴力袭警犯罪设置了专门条款，即作为妨害公务罪的第五款加以从重处罚，但并未将袭警行为作为一个单独的罪名加以规定。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暴力袭警行为单独设置成为“袭警罪”，并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袭警行为独立成罪，有利于我国刑法条文的体系化和完整化，与我国当前主流的刑事政策价值取向相符合。然而，袭警罪在适用过程却引发了不少争议和问题，其中对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认定争论较多。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袭警罪的“暴力袭击”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暴力袭击”的内涵不清晰、程度不明确、对象不统一、时空条件认定不准确以及其他特殊方面的问题。 我国关于袭警罪“暴力袭击”相关基础理论，以及实践中发生的袭警案例，为袭警罪“暴力袭击”更好的适用提供了基础。在“暴力袭击”的内涵上，其应当仅包括直接暴力和有形暴力，间接暴力与无形暴力不能包括在“暴力袭击”的范围中。在“暴力袭击”的程度上，“暴力袭击”的下限应以抽象危险犯为标准，并以对人民警察造成轻微伤为限度；“暴力袭击”的上限应包括导致人民警察重伤、死亡的结果并依想象竞合犯原则予以定罪和惩处。在“暴力袭击”的对象上，辅警和学警依法协助人民警察执行公务时，才会成为“暴力袭击”的对象，其在脱离正式警察单独执法时，不能成为“暴力袭击”的对象。在“暴力袭击”的时空条件上，应当不分工作和非工作时间，而充分考虑案件发生时的紧迫性、重要性与连续性等方面，从而进行全面评判；职务行为合法性应当采取折中说，即要同时满足实体法上和程序法上的要求，才能认定职务合法；职务行为合法性的判断主体以法官标准说，且判断时间点以职务发生时的客观情况来判断职务是较为合理的。在“暴力袭击”特殊情形的处理上，对“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不仅应受到同类解释规制的限制，还应进一步受到“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双重限制；“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应当在个案中进行实质判断而不是形式判断；“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与“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关系应当按照“限缩说”，即先从形式上判断暴力袭警行为的手段是否符合袭警罪的标准，再从实质上判断该行为是否严重危及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应当区分袭警罪的“暴力”与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暴力；以及针对袭警罪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犯罪分子同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依据行为人的“暴力”从量刑起点、基准刑、量刑情节、宣告刑四个方面对袭警罪的量刑进行规范化。此外，对于暴力袭警行为的治理，除了从法律上对其进行规制以外，仍需要依靠不断健全警察管理制度、提高警察执法素质、培育民众法治精神等多种途径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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