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红色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中新的有力增长点。红色旅游发展迅猛的同时也面临日益严峻的负面环境问题，攀爬革命先辈雕像、肆意摆拍、在景区乱刻乱画等现象屡见不鲜。而相比其他旅游方式，红色旅游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精神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不负责的行为不仅会影响甚至破坏庄严肃穆的红色文化氛围或实体环境，也更容易引发社会舆论。尤其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如何推动红色旅游地走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旅游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旅游者身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及环境管理中关键利益相关者，其一系列行为是大部分的负面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促进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也被学者们视为减少旅游业对环境负面影响的关键途径或方法。而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在红色旅游情境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十分有限。红色旅游者的环境责任行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对其产生作用？探讨这些问题将对红色旅游与旅游者环境行为的研究进行补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为政府、景区等部门培养和规范红色旅游者实施环境责任行为，促进红色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将关注点放在厘清红色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机制这一问题上，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作为分析框架，从外部情境因素和个体心理因素选取旅游目的地形象与红色旅游认同这两个变量拓展了基础模型，在以往学者构建的成熟量表上进行修改生成调查问卷，以有过红色旅游经历的人群为调查对象，收回有效问卷608份。进一步借助SPSS、AMOS等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检验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与修正、中介效应检验、多群组分析，逐一验证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并在得到的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计划理论行为拓展模型中各变量对红色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在计划行为理论基础模型中加入红色旅游认同、旅游目的地形象两个变量后，对红色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整体方差解释比达到70.63%。但在对拓展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虽然对旅游者保护促进行为起到积极影响，但这两者对旅游者的自我约束行为影响却不明显。第二，行为态度作为中介变量被证实，其在旅游目的地形象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主观规范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感知行为控制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这三条路径关系中都发挥了完全或部分的中介作用。第三，采用对多群组分析方法得出红色旅游者的人口统计学特质（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在模型中的调节效应显著，且在不同假设路径中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总的来说，拥有年轻、中共党员、高学历这些特质的群体相比其他群组，在各个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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