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当前，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使得我国构建国家安全体系面临巨大现实挑战。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其中，金融发展与国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息息相关。因此，探究金融发展与国家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的发展历程为例，对中国红色金融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检视，并深入探究红色金融发展与国家能力提升之间的互动关系，希望以此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家能力提升提供重要参考。 以北海银行与山东中共政权发展为例探究红色金融与国家能力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依据在于:第一，红色金融体系以红色银行为核心。在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承担了“中央银行”职能;第二，北海银行建设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在军事作战、政权波动等战时环境中，要素流动和信息流动被阻隔分割。各根据地因时、因地制宜建立独立银行，发行独立货币;第三，战争年代，国家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军事、经济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领导北海银行参与了货币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全过程，最终取得了军事战争和货币战争的胜利;第四，北海银行在货币战争和经济建设中，不断发展壮大，从新生银行逐步扩大发展为山东根据地和解放区法定银行。 因此，本文将红色金融与中共政权能力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按照不同时期，分门别类梳理了北海银行在艰苦战争环境下与日伪势力、国民党顽固派的货币战争过程，以及开展吸收存款、信贷、汇兑及代理金库等业务，进一步从促进红色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支持红色政权财政两方面论述北海银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从货币发行与稳定币值、扩大流通区域、货币统一、红色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论述北海银行作为奠基行对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贡献。在此过程中，本文努力从理论分析和历史实践两方面厘清红色金融发展与国家能力提升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国家能力是红色金融发展的根本基础。本文通过构建货币搜寻模型，探究国家政府行为对货币市场份额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政治影响力、人口规模以及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等都会对货币的持有风险和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导致货币市场份额发生变动。进一步，本文对北海币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发现北海币市场份额的波动历程符合上述结论。具体来看，一方面，军事战争的胜利是北海币发展的基础和保障。通过对比北海币市场份额与中共政权在山东控制区域的变化可以发现，北海币市场份额从扩张到缩小，到再扩张的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山东解放区政权控制面积的变动史。中共在山东战场军事战争的胜利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政权面积、人口规模的扩大，这为北海币的发展创造了广大的货币市场空间。同时，军事的胜利提高了政权影响力，而货币作为政权的代表，信用也得以增强。另一方面，从北海币参与货币战争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共对货币市场的正确干预是北海币市场份额扩张的核心因素。中共通过制定一系列经济措施，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尤其是“物资本位制”的实施提高了北海币币值的稳定性，使得北海币相比较于解放区内其他货币的持有风险和成本最低，从而扩大了北海币市场份额。 第二，掌握金融主权，尤其是独立自主的货币主权是提升国家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梳理北海币参与货币战争的历程可以发现，直到北海币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市场发展为单一本位币后，中共才实际上拥有了化解根据地金融危机的能力。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山东货币市场基本是法币化。这一时期，在山东货币市场，中日货币战主要表现为伪币与山东既存旧通货之间的货币市场份额争夺。日伪势力的货币战争策略主要为强行收兑法币以及降低、破坏法币信用，其本质是提高根据地内持有法币和北海币的风险和成本。对此，北海银行采取的策略是联合法币以防止法币外流。北海币仅作为法币的辅币发行，与法币之间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尽管北海币与法币的联合促进了北海币信用构建以及货币市场的扩张，减缓了日伪势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市场的进攻。但北海币币值随法币涨跌发生变动，中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并未拥有金融独立自主权，无法抵御根据地法币币值强烈变化产生的冲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势力对山东货币战争政策重心由原来吸收法币以争夺货币主权和外汇转变为向根据地排挤法币吸收物资。尽管日伪势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战争的具体实施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其本质仍是通过倾销法币来提高北海币和法币持有风险和成本，进而破坏山东抗日根据地金融系统稳定性。中共意识到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货币主权的独立性和汇率制度的稳定性不可能同时兼备。只有切断北海币与法币之间的联系，掌握货币主权，才能真正拥有化解根据地金融危机的能力。因此，北海银行的策略调整为排挤法币以防止法币内流。从实施效果来看，共产党通过“排法”战争掌握了根据地货币主权，实现了金融、贸易与生产的联合，最终赢得了货币战争和军事战争的胜利。所以，金融货币主权的确立从根本上化解了金融危机。 第三，红色金融的发展提升了国家资源汲取与配置能力。国家在构建金融体系的同时，也借助金融系统获得了更强大的资源汲取和配置能力。一方面，从北海银行参与对外货币战争的历程来看，北海币货币市场份额的扩张与单一本位币的确立拓展了中共政权汲取资源的广度;从北海银行参与内部经济治理的历程来看，低利信贷等业务在开展中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提高了中共政权政治影响力，进而拓展了国家借助金融系统汲取资源的深度。另一方面，在金融体系完善、人才队伍培养等过程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也得到了提升。这两者共同推动了国家能力的发展。 因此，从北海银行的发展过程来看，红色金融与国家能力在实践中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国家能力是红色金融创建和发展的根本基础。同时，红色金融的发展也提升了国家的资源汲取与配置能力，促进了国家对外战争和对内治理双重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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