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长期依靠重工业发展战略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高速增长也带来不可忽视的环境代价，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生态环境问题遭受了严重破坏，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环境污染成本和社会成本。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共生共赢成为提高公共社会福利的重要议题。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问题的关系，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二十大报告将推动绿色转型和生态和谐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目标，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质增效战略。这就要求改善环境质量不仅需要完善外在的监督问责机制、环境标准和审批制度，更要统筹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两大目标，如何调动各地区按照“两山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污染减排的关系离不开财税政策支持，这需要科学把握地区环境规制的财政经济影响。税收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行为动机和干预方式，地方环境治理政策的经济影响研究，应结合地方经济增长、税收收入进行全面的实证评估，促使地方环境治理行为实现生态效益和税收收入效益的共赢。 事实上，我国制定实施了大量的环境政策，但环境治理效果仍存在着临时性、不完全执行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环境治理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表现为中央环境政策与地方环境执行、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排污的信息不对称性。2012年环保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实施空气污染指标信息实时、统一和全面的向社会公众公开，极大地缓解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环境信息不对称，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是我国环境规制强化落实、企业减排降污和公众监督参与的重要转折点。基于这一制度背景，立足于地方政府行为，本文探究了环境信息公开的税收经济影响，分析地方税收收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以及要素流动的机制检验，并从微观层面细致考察环境信息公开对要素流动影响和异质性。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做了如下工作并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首先，本文探讨了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背景、特征事实以及理论影响机制。与传统命令型和市场型的环境规制政策不同，环境信息公开旨在激发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多主体共同参与环境保护的新模式，具有较强的环境规制效应，极大地影响地方政府激励和约束机制，带来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政府行为变化。同时，通过环境信息公开下的特征事实发现，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提高居民环保意识、促进污染企业关停并转，从而引起生产要素流动。环境治理强化使得地区税收结构调整而影响税源规模和质量，对地方税收收入产生的长短期影响效应，为后文研究提供现实基础。本文还从要素流动的机制视角，分析了环境信息对税收收入的作用机理，为后续章节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支撑。 其次，本文从要素流动视角分析环境信息公开对地方税收收入的影响机制，从微观层面细致考察环境信息公开对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经济影响。一方面，从劳动力要素流动角度检验了环境信息公开与流动人口居住意愿的关系。在环境信息公开前，污染对居民的影响更多地受到个人感知的影响，往往会低估环境污染水平，污染认知偏差进而影响环境边际支付意愿，带来行为决策有效性。环境信息公开打破了污染信息障碍，充分、全面的环境信息将极大地改变个体对环境质量的显示偏好。本文构建了一个纳入环境污染信息不对称和城市宜居性的人口迁移最优决策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人口流动的边际影响特征，并探讨了地区工资水平、环境污染对人口迁移的补偿和挤出效应。实证分析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调查数据，考察了环境信息公开对劳动力流动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公开使得流动人口现居地长期居住意愿下降，通过强化社会环境关注度和环保监管力度引起流动人口迁移。同时，不同地区污染水平、公共服务水平、产业升级和高低技能、工资差异的劳动力受到环境信息公开的流动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研究表明劳动力的流动不仅受到信息充分带来的污染认知提升，促使劳动力主动性地污染逃离，而且也受到信息公开带来的治理强度加强，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而引起的劳动需求规模和结构调整，促使劳动力被动性地就业迁移。 另一方面，本文从微观层面检验了环境信息公开与企业投资流动关系。考虑到企业不仅是污染和减排主体，也是地方环境政策的规制对象，本文从环境信息公开与资本要素流动的关系出发，研究微观企业主体在环境信息公开的行为选择，对企业投资跨地区流动的影响，及其投资规模和结构性的调整变化，揭示了企业在环境信息公开下的投资资源再分配效应以及企业集团内的污染避难所现象。本文构建了简单的企业生产、污染减排和企业进入退出的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合规成本和资本投入的影响，给出了不同生产率水平的投资差异、规制下的企业绿色技术投资效应。实证分析利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信息构造了企业-城市对数据，检验了环境信息公开对上市公司本地和跨地区投资规模、投资部门结构性差异的影响，并利用地理差异识别环境信息公开下的企业投资行为的双向流动。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环境信息公开的规制效应使得企业内部环境减排成本增加，转型升级过渡压力挤出了生产性投入导致企业整体投资能力和需求下降，总体上降低了企业投资规模，且企业投资规模削减效应对中小型、生产率较低和市场竞争力较弱的企业更为显著。环境信息公开使得资本要素在企业集团内部流动和行业间重新配置，主要是跨省流向未信息公开的地区，且更多地体现在生产性投资的迁移流动。 最后，将研究视角统一到地方政府行为层面，将要素流动的经济机制结果统一纳入到分析之中，从地方税收收入来探究环境信息公开的短期和长期政策效应，检验环境信息公开在平衡环境效应和经济效益的作用。本文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环境信息公开对地方税收收入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公开的规制效应使得地区劳动和资本要素流动，导致更多的高污染企业关停并转和劳动力迁移，地方税源规模短期内显著降低。但从长期效应来看，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税源结构变得更清洁和更高质。环境信息公开具有生态治理和税收经济的双重效益，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地区税源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揭示了“两山理论”的重要内涵。拓展分析检验了地方政府发展目标权衡路径，环境信息公开使得地方政府转变发展目标，倾向于强化生态环保目标而弱化经济目标，更快地实现地区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财政动因和互动逻辑、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污染防治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污染防治、产业转型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文的结论揭示了环境信息公开具有生态和经济的双重效应，畅通多主体之间的环境信息不对称，通过强化环境问责机制、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加快产业转型和绿色升级以及地区间协同治理，促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转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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