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堪称世界奇迹，但是粗放型的经济模式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在新发展理念下，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双碳目标”，这表明了我国追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必胜信念信心。说明相较于以往发展阶段，绿色技术创新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成为技术竞争与经济全球化下新工业革命的重要核心领域。积极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传统产业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程度，减少污染排放，突破环境约束等。但是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起步晚，自主研发能力较弱，与部分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便需要探索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因素。近年来，我国产业分工精细化愈加明显，制造业正逐步将生产性服务业分离出来。顺应新时代“双轮驱动”发展战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发展，成为打破制造业发展瓶颈的关键环节，同时对产业结构优化、现代化以及技术创新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发展要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可持续增长，就必须借助合理的产业布局。要走出制造业“低端锁定”与“绿色创新”的困局，“制造+服务”协同发展是关键。因此，考察探讨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对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提升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构筑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本文研究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在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产业亟待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是否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其中的理论逻辑是怎样的？在市场导向下产业协同集聚通过何种路径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产业协同集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在经济区、经济发展阶段、行业集聚的差异下是否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政府推动的环境规制会对产业协同集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起到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以及产业协同集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会对本地、邻地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吗？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的视角结合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方向和影响路径。首先，本文借鉴DaronAcemoglu等(2012)的研究，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包含传统污染型技术生产部门与绿色清洁型技术生产部门，以此来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选择偏向。从理论层面论证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究竟会受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怎样的影响，并讨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其次，分析阐释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特征，考察其随着时间变化的演变趋势以及不同区域的发展情况;然后，采用2005-2019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计量模型，用数据与模型探究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删除特殊城市及对样本变量进行缩尾处理，之后从经济区异质性、经济发展阶段异质性、行业集聚异质性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实证分析后，再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中介效应模型用来分析市场导向的中介效应包括知识溢出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及资源配置效应;调节效应模型用来分析政府环境规制效应;空间杜宾模型用来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之后也对不同经济区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的异质性做了探讨;最后根据上述分析给予出相应的、符合实践的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第一，本文根据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理论、内涵，借鉴DaronAcemoglu等(2012)的研究，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包含传统污染型技术生产部门与绿色清洁型技术生产部门，通过数理推导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如何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数理模型推理可得，产业协同集聚会给予技术创新一个偏向清洁技术的方向，即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作用机制得出，从市场导向上看，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促进知识溢出、减少企业经营成本以及降低资源错配从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从政府推动上，产业协同集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从“本地—邻地”视角看，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第二，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特征事实表明:（1）在观测期2005-2017年内，283个地级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是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在观测期2018-2019年时，开始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从区域角度看，西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高于中部地区的，也高于东部地区的。而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均值最高的西部地区，在2012年达到发展峰值后，指数呈现倒“U”型波动下降趋势;中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指数次之，也是呈现倒“U”型波动下降趋势，在2013-2014年达到峰值;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指数最小，指数变动较为平缓，到2019年出现上升趋势。从城市等级角度看，2005-2018年期间，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是要高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的;2019年特大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是最高的，而超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相差不大。从行业集聚角度看，在15年间，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最高，而西部地区的集聚指数是最低的。（2）总体上，我国绿色发明申请总量与绿色发明授权总量在2005-2018年期间是逐年上升的，在2019年出现了下降趋势。绿色技术创新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支撑、绿色金融的支持以及基础研究人员的培养。从全球角度看，我国的绿色专利数量虽然遥遥领先，但是在绿色专利质量方面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而绿色高价值专利位列首位的是欧盟国家。尽管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总量上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区域的不平衡使得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水平也具有差异性。处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最高分位区间的城市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位于次高分位的城市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也有部分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呈散点状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从经济区角度看，东部地区的绿色创新专利数量增长趋势迅猛，保持领先的位置;中部地区绿色创新专利数量呈现平缓上升趋势，保持稳定发展;西部地区绿色创新专利数量虽然落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但也在奋力追赶。从城市等级角度看，绿色创新专利总量随着城市等级的降低而减少，即超大城市大于特大城市大于大城市大于中等城市大于小城市。 第三，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证实:（1）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能够显著正向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在加入二次项之后在统计上呈现先促进后抑制倒“U”型，但是样本城市大部分都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指标、剔除样本异常点（删除特殊城市、对所有变量缩尾）、用工具变量法（Ⅳ）解决模型潜在内生性问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依旧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从经济区层面看，在东部与中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都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低于中部地区的,西部地区虽然也是正向影响但是并不显著;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不同发展阶段，产业协同集聚都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而处于城市化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促进效应要高于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从行业集聚角度看，一般情况下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低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 第四，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检验证实:（1）市场导向的中介效应层面:①知识溢出中介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知识溢出，从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从经济区异质性方面考察不同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知识溢出效应机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知识溢出效应机制的系数都是均显著为正，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低于中西部地区，说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知识溢出效应不受区域异质性的影响,都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作用路径。②成本节约中介效应。产业协同集聚指数提升会显著节约综合成本，进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从区域异质性方面考察不同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成本节约效应机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显著负向影响综合成本，对西部地区是显著的正向影响。③资源配置中介效应。产业协同集聚水平通过缓解资源错配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从区域异质性方面考察不同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缓解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资源错配，但是不利于西部地区资源配置。（2）在政府环境规制调节效应层面:不论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还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都不利于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同样站在经济区层面分析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发现在东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产生了显著负向调节效应作用，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不显著。（3）空间溢出效应。在本地，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先扬后抑”的倒“U”型曲线;在邻地，呈现出“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 综上，本文根据研究结论从“合理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实施‘差异化’战略”“强化协同集聚的辐射功能，毗邻地区一体推进融合发展”“市场主导与政府推动有机统一，改善产业协同集聚的发展环境”等三方面提出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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