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陷入了一些不均衡发展的困境,表现出明显的“脱实向虚”。一方面,经济活动的重心不断集中在金融部门,金融部门由于收益率高、回报快而集聚了各种资源,导致金融资源在金融体系内不断空转,缺乏了对实体经济增长、实业价值提升的支持,严重脱离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通过直接持有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嵌入银行影子信贷链条或设立小额信贷机构等方式进行跨行业套利,技术创新、生产效率、产能过剩等问题难以改善,实体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日趋薄弱。 地区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会对微观的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投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那么微观企业“脱实向虚”、“不务正业”的行为会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何种影响呢?如果有影响,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和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发挥影响的呢?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数据上使用了2007-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和省级面板数据样本,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主要传导路径,并考察了政府政策对实体企业的引导和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如下: (1)总体上,企业金融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挤出”固定资产投资、降低就业水平抑制地区经济增长;(3)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产权和区域异质性,企业金融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4)企业金融化对地区经济的抑制作用,在财政收入较低的地区更加显著,财政政策对实体企业产生了引导和影响作用。研究表明,为防止经济持续下滑,稳定就业与投资水平,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并推动其“脱虚返实”乃政策关键。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1)从企业投资结构、企业金融化视角,分析企业投资行为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延拓现有关于微观企业行为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文献;(2)从宏观层面,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地区差异性,拓展现有关于企业金融化后果的文献;(3)通过梳理企业金融化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阐释企业金融化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剖析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政府职能发挥时,制定适宜的财政税收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