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任务要求，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的预期目标，数字经济成为中国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与重要支撑。 理论上，数字经济在微观层面可以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效应进而降低生产成本，在宏观层面能够通过调整要素投入、优化生产函数、提高生产效率等途径拉动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有偏技术进步、数字经济的自我膨胀性和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无法让所有经济主体均等受益，导致劳动力市场分配结构发生改变，造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实现共同富裕和经济包容性增长带来新的挑战。现有研究普遍认同数字经济正向影响经济增长效率，但对于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收入分配这一问题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且数字经济和收入分配相关的讨论集中于城乡差距，关于数字经济与技能收入差距的文章少之又少，有关数字经济对技能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分析仍不充分，本文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 文章选取2008年、2013年和2018年三轮CHIP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从技能异质性的角度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区别于既往研究单一的技能分类方式，本文根据受访者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两种标准分别将劳动者划分为高、中、低技能三类，以便从多维度考察数字经济对技能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在此基础上，考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生产、数字化平台发展、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金融五个方面，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度量全国各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接着选取包括个人特征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以高技能劳动者为参照基准，建立城市和时间层面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遗漏变量、测量误差等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和匹配回归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潜在的样本选择偏误进行校正。最后，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和岗位更迭两个渠道，利用分组回归对数字经济影响技能收入的机制进行分析，并从知识溢出和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得到以下几方面实证发现:首先，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和经济业态的转变，对于高文化程度和低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来说，与文凭学历相比，技能认可更为重要;但对于中等技能劳动者而言，更高的文化程度可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供给需求和结构变化带来的冲击，从而找到薪酬待遇更好的工作。第二，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增加一单位平均使得劳动者实际年收入增加6.53％,但若以高教育程度劳动者为参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每增加一单位会导致中、低文化水平劳动者相对真实年收入分别显著降低3.23％和3.27％。此外，稳健性结果表明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校正样本选择偏差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最后，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削弱了中、低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数字经济伴随的岗位更迭效应导致中等职业技能劳动者的年收入显著降低。再者，本文发现高技能劳动力具有外部性，数字经济通过岗位更迭效应促进高、低技能劳动力互补，能够同时提升高、低文化程度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确实在提高高技能劳动者收入权的同时，相对削弱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并且在不同的劳动者技能划分标准下，数字经济对技能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具有明显差异。文章实证结果为政府部门制定更科学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数字产业布局、控制数字经济伴随的风险提供政策思路，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包容性增长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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