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环境政策一直以来是政府引导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走上高速发展的阶段，但也因工业的过快发展产生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对此我国政府曾出台一系列政策，对工业生产作出严格限制，以期降低大气及水污染物排放，改善我国生态环境。并在2006年至2010年，即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了明显成效。时隔近二十年，环境政策愈发成为国家调控经济主体活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之一，其形式也层出不穷，例如近年来的碳排放权交易、绿色信贷等，在创新政策形式的同时保证了对企业主体的有效激励。放眼未来，生态文明仍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环节，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规制手段，在有效提升绿色发展的同时保障经济主体的活力成为重要问题。对于企业而言，如何适应环境政策，在客观的外部环境下调整自身经营策略，谋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依然是无法必开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探究了我国2002年-2012年，即第十个五年计划、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对不同产品的市场结构、不同企业市场占有率与市场势力的影响。本文基于该研究期内中国外贸企业的出口报关数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的政策数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污染治理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环境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市场集中度、出口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将产生何种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市场份额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从价格、销量、行业规模三个角度探究了造成产品市场结构变化的因素。在明确了规制政策对企业市场占有率的影响机制后，本文又对异质性企业的不同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企业特征将如何影响其在政策冲击下的各种市场表现。最后，本文从企业经营生产决策的能动性入手，验证了企业在政策冲击后主动采取的资源配置策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环境政策对各行业集中度有显著影响，各企业市场占有率及其市场势力在研究期内发生显著变化。 (2)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定价权、产销量、市场规模影响企业市场占有率。规制政策会导致企业定价向行业平均水平靠拢，呈现竞争性市场特点;企业会主动提高自身产销量，以争夺市场;市场总规模会因规制政策而收缩。 (3)部分外生因素会影响环境规制的效力。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有更强的经营稳定性，对政策的负面冲击反应较不敏感;对于选址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区域的企业，其在政策冲击下表现出更强的生产和定价优势。 (4)环境规制带来了企业内部的产品策略调整。当企业自身核心产品受到规制政策冲击时，企业会分散内部资源，降低自身经营风险;多产品企业受到政策的影响更为明显，难以提升市场占有率，形成较强的市场势力。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政策制定与企业绩效表现、策略分析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对政策而言，为避免粗放、泛化的政策对行业活力造成打击，形成过于集中的市场格局，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选择政策执行的地区、企业类型、产品类型、执行力度，实现较为科学合理的因地施策、因企施策，在限制落后产能、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同时，保持行业集中性和市场格局处在相对合理的水平，维持竞争市场下的企业活力。对企业而言，可以通过调整自身产品结构与产品策略，在规避政策风险或适应新政策环境的同时，追求尽可能高的经营利润。 创新性方面，当前对政策与企业关系的研究，往往将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最小单元，将其视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是“被资源配置”的对象。但实际上当前经济社会，企业内部结构与功能愈发复杂。企业可以通过主动调整自身策略以适应外部环境。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了异质性企业在外部政策冲击下受到影响的传导机制，从外部分析了企业所有权、地区规制强度的调节效应，从内部分析了企业核心产品、企业产品丰富度等产品策略对市场占有率的影响，探究了企业面对外部政策冲击时的行为和对策，对产业结构、产品策略和异质性企业理论做出一定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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