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工业能源消耗高，单位GDP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粗放的能源生产模式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一方面带来了不可逆转的能源过度消耗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工业废气排放超标也造成了环境污染，极大程度考验着我国的环境承载能力，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容忽视。同时清洁能源起步较晚，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及推广的专业化程度不高，研发技术水平相对不足，一些核心技术也需要从国外引进，导致我国工业能源效率水平较低。当前我国工业主要任务是通过推进能源消费革命来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工业能源效率，继而实现产业层面的提质增效，以经济－环境－能源的多赢新格局助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当前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工业能源效率的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大多是将三者分开来讨论，将三者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仍然较少。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基于外部性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分别从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两方面探讨其和工业能源效率机理关系，以及两者协同作用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以我国30个省份2010—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首先从工业三废问题出发构建环境规制综合评价体系，用熵值法测度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其次用泰尔指数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用产业结构升级系数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再构建工业能源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加以衡量，将空间因素纳入研究框架，最后构建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工业能源效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落后阶段，呈“东高西低”分布，各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且工业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环境规制对工业能源效率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负；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本地区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溢出效应在模型2中一次项和二次项均为负，在模型3中先负后正；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但抑制了邻地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作用的直接效应为0.1793，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交互作用的直接效应为0.2261，在10%的水平下达到显著水平；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交互项的间接效应均在10%的水平下上显著为正，本地区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协同发展的良好氛围对周边地区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最后，本文提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工业能源体系，以此提升工业能源效率，要重视空间要素，实现区域间协同发展，同时应增强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对工业能源效率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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