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校园欺凌是全球范围内中小学校园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心理适应，导致其出现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以及攻击、违规等外化问题。不同参与者角色是指儿童青少年在欺凌事件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在不同的欺凌事件中，有些人只扮演单一角色，而有些人则扮演两种或三种角色。因此，不同的参与者角色可能包括单角色模式（如受欺凌者）、双角色模式（如欺凌者－反欺凌者）或三角色模式（即欺凌者－反欺凌者－受欺凌者）。近年来，已有研究聚焦于西方儿童与青少年在不同参与者角色上的表现，但较少关注中国与巴基斯坦青少年的不同参与者角色情况。与此同时，不同参与者角色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可能存在跨文化差异。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中国与巴基斯坦青少年群体学校欺凌中不同参与者角色行为与心理社会适应的关系及其跨文化差异。 本研究共招募了1959名6-12年级的青少年（1047名巴基斯坦青少年和912名中国青少年）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参与者角色量表（MPRS）来测量和确定参与者的多重角色，通过内化行为和外化行为分量表，以及优势与困难问卷（SDQ）中的亲社会行为分量表对中巴青少年进行调查。本研究考察了中国与巴基斯坦青少年的不同参与者角色及其跨文化差异，并探究了不同参与者角色与亲社会行为、内化行为和外化行为之间的关联，以及性别和年龄在参与者角色行为与内化行为、外化行为、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1)绝大多数巴基斯坦青少年扮演着不同参与者角色。就具体角色而言，在巴基斯坦，女孩多扮演捍卫者角色，男孩则更多扮演欺凌者与煽动者角色。而在中国青少年中，女孩更多地扮演捍卫者角色，男孩更有可能成为欺凌者和帮凶。 (2)中国和巴基斯坦青少年共表现出了7种不同参与角色（即①欺凌者、②反欺凌者、③受欺凌者、④欺凌者－反欺凌者、⑤欺凌者－受欺凌者、⑥反欺凌者－受欺凌者、⑦欺凌者－反欺凌者－受欺凌者）。在“反欺凌者－受欺凌者”角色水平上，巴基斯坦青少年高于中国青少年，而其他不同参与者角色在中国和巴基斯坦青少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在对性别和年龄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巴基斯坦女性的“反欺凌者－受欺凌者”角色水平较高，巴基斯坦和中国女性的“反欺凌者”角色水平都较高。此外，巴基斯坦男性的“欺凌者－受欺凌者”和“欺凌者”角色水平显著高于中国男青少年。巴基斯坦17-18岁青少年的“反欺凌者－受欺凌者”角色水平更高，而中国17-18岁青少年的“反欺凌者”角色水平更高。 (3)内化行为与“欺凌者－受欺凌者”“反欺凌者”“受欺凌者”“反欺凌者－受欺凌者”和“欺凌者－反欺凌者－受欺凌者”呈显著正相关。外化行为与“欺凌者”“欺凌者－反欺凌者”和“欺凌者－受欺凌者”呈显著正相关，与“反欺凌者”“受欺凌者”“反欺凌者－受欺凌者”和“欺凌者－反欺凌者－受欺凌者”呈显著负相关。在青少年中，亲社会行为与“反欺凌者”呈正相关，与“欺凌者”和“欺凌者－受欺凌者”呈显著负相关。 (4)本研究发现，性别调节了外化问题行为与不同参与者角色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性别负向调节“欺凌者”与攻击水平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欺凌者”与攻击水平之间的关联在男性参与者中更强，在女性参与者中较弱；性别正向调节“欺凌者”或“受欺凌者”与破坏规则行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欺凌者”或“受欺凌者”与破坏规则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女性参与者中更强，在男性参与者中较弱。其次，性别还显著调节不同参与者角色与内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性别正向调节“受欺凌者”或“反欺凌者－受欺凌者”与抑郁或躯体问题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二者关系在女性参与者中更强，在男性参与者中较弱；性别负向调节“欺凌者”与焦虑水平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二者关系在男性参与者中更强，在女性参与者中较弱。再者，性别显著调节不同参与者角色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性别正向调节“反欺凌者”或“反欺凌者－受欺凌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二者关系在女性参与者中的关联更强。与此同时，年龄在“受欺凌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表现为个体年龄越小，“受欺凌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越强。总之，上述结果表明，性别和年龄能够显著调节不同参与者角色与社会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 总之，本研究表明，不同参与者角色的普遍性并没有显著的文化差异，唯一有所差异的是巴基斯坦青少年扮演“反欺凌者－受欺凌者”角色人数显著高于中国青少年。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集体主义国家，但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这表明文化上的细微差别可能会对不同参与者角色的普遍性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本研究还显示，“受欺凌者”与内化问题行为正相关，“欺凌者”与外化问题行为正相关，而“反欺凌者”与亲社会行为正相关，这表明不同参与者角色与社会心理适应间的关联显著。社会心理适应与参与者角色之间的相关性凸显了这些角色的心理影响。“欺凌者－受欺凌者”和“反欺凌者－受欺凌者”角色与内化问题行为正相关，这意味着，扮演这些角色的人可能会面临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受欺凌者”和“反欺凌者－受欺凌者”等角色与外化行为负相关，这强调了侵害与受害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性别对不同参与者角色与社会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可以加深对其关系的理解。性别差异尤为明显，这导致了参与者角色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联各不相同。例如，男性的“欺凌者”角色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更强，这与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相吻合；而女性的“受欺凌者”角色与内化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更强，这凸显了女性的潜在脆弱性。了解校园欺凌中不同参与者角色行为与社会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可以为了解校园欺凌的动态及其对中巴青少年福祉的影响提供有价值的见解。最后，本研究在跨文化框架内探讨了校园欺凌对社会心理适应的影响，为在全球不同文化背景下了解校园欺凌的发生发展特点以及不同参与者角色的社会心理适应问题提供有益启示，同时也为后续的中国和巴基斯坦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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