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先秦思想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先秦思想家和史家对客观物质世界、社会历史问题、人类社会与外部世界关系及其认识等诸多方面的思想认识。关于传统文化地位及其发展的论争，是近代中国在启蒙和救亡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重要课题。这既是一个涉及文化延续和融合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关乎中国命运将要到何处去的现实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对先秦思想史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评价。阐释他们先秦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审视和反思其研究方法及成就得失，对于坚持和深化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有着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先秦思想中历史观的阐扬。他们从历史的主体、动力、发展和规律四个方面，对传统历史观的唯物史观因素进行了发掘。分别是：一是在历史主体的认识上，认识到从天命到人力的转变，肯定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二是在历史发展基础的认识上，认识到解决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是确保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前提，即对物质生活的重视；三是在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上，认识到历史的变易，并指出历史是前进的，主张应该因应时代的变化，对社会进行相应变革；四是在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并且指出人可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规律。第二，对先秦思想中民主观的发掘。他们从人的发现、天民合一、赋民于利三个维度对其内容做了深刻阐释，指出西周末期开始，底层劳动人民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渐认识到阶级的等差，因而便产生了追求平等的思想，此即为“人之发现”。天民合一的命题触及政治合法性问题，一方面把统治阶级从天道至上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称天即是民，另一方面将君主合法性的来源归结于民。赋民于利则是前两个观念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的延伸，揭示出政治实践上对贤能政治的追求和经济生活上的富民利民。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对先秦民主性思想因素做了辨证的分析，既指出了其先进性，又批判了其落后性。第三，对先秦思想大同理想的反思。大同理想源于古人在生存困境中对理想社会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史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社会危机导致的生存问题是大同理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先秦时期各思想流派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虽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但也有一致可循。从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阐述中，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反对侵夺、共劳共享和天下为公三个层面。其中，反对侵夺表现为对现实社会处境的否定，后两者则是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勾画了对理想社会的具体向往。第四，对先秦思想中认识论的批判。首先，他们指明先秦天道观念在演变过程中，天的地位不断弱化，与之对应的认识主体的人逐渐从天道中解放出来；其次，先秦思想家对人的认识能力也进行了阐发，一方面肯定了人可以认识和改造世界；另一方面，从理想人格的塑造上，指出人可以认识和改造自己。马克思主义史家还侧重于名实关系的论说，并对先秦认识论中广泛存在的先验主义展开了批判。 三位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先秦思想史研究，均以史料考辨为基础，并采取了从社会史到思想史的研究方式，他们的理论工具相同，观点却往往存在分歧，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不同。郭沫若采取了人民解放的视角，以思想是否符合人民解放潮流作为评判尺度；吕振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进行阐释，先探明时代的阶级构成，继而从思想家所代表的立场上去阐释思想；侯外庐基于东西古代文明演进的不同路径，从土地私有转化中国民阶级的培育作为思想发生和演变的根源。三位史家对先秦时期先秦思想史的阐释，丰富了后五四时代传统文化研究的面相，为思想史的研究确立了新的典范；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存在各自的缺陷，这些都为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先秦思想史提供了启示和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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