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国际化重要方式之一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下文简称OFDI)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随着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OFDI规模不断扩大，企业遭受政策风险不利影响的事件也日益增加。传统跨国企业理论认为由于合资模式能够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本、获取合法性以及学习与当地政府互动的知识，跨国企业应该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高的东道国。与此同时，由于在政策风险高的东道国，当地政府更可能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或者对其采取歧视性政策，跨国企业可能难以取得较高的OFDI绩效。然而，与传统跨国企业理论的预测不同，当面对东道国高水平的政策风险时，很多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取得较高的OFDI绩效。上述现象对传统跨国企业理论提出了挑战。基于此，本文将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在面对东道国高水平的政策风险时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取得较高OFDI绩效的原因及其内在机理。 本文尝试从东道国政策风险的内生性视角切入，分别考察政策风险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与OFDI绩效的影响。进一步，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切入，探讨政治基因与高政策风险国家投资经验对东道国政策风险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探讨所有权性质与东道国经验对政策风险与企业OFDI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东道国政策风险、进入模式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OFDI绩效之间关系的完整理论与研究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然后，选取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在2003年至2016年完成的OFDI为样本，运用SPSS19.0和STATA15.0软件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大样本实证检验。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开展以下三方面的研究工作: (1)探究东道国政策风险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首先，探讨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母国制度环境对其政治能力发展的影响。其次，剖析东道国政策风险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最后，引入政治基因与高政策风险国家投资经验作为调节变量，考察东道国政策风险影响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政策风险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权负向调节了东道国政策风险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该国的可能性之间的正向关系;政治关联正向调节了东道国政策风险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该国的可能性之间的正向关系;高政策风险国家投资经验的调节作用没有通过验证。 (2)探究东道国政策风险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首先，探讨政治能力与政策创业的关系、政策创业与政策风险的关系以及政策风险与区位优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剖析东道国政策风险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机理。其次，探究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拥有的社会合法性水平对企业政策创业难度的影响。最后，引入所有权性质与东道国经验作为调节变量，考察东道国政策风险影响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OFDI绩效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证实东道国政策风险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OFDI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东道国经验正向调节了东道国政策风险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OFDI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没有通过验证。 (3)探究东道国政策风险、进入模式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OFDI绩效的关系。首先，分析政策风险高的国家的特征。其次，探讨东道国政策风险、合资模式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OFDI绩效的关系。最后，探讨东道国政策风险、独资模式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OFDI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证实当面对东道国高水平的政策风险时，相比于合资模式，选择独资模式进入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能够取得较高的OFDI绩效。 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1)通过引入东道国政策风险内生性视角，为全面深入理解政策风险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OFDI绩效的影响提供新的研究视角。通过观察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实践，本文发现，当面对东道国高水平的政策风险时，很多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取得较高的OFDI绩效。传统的跨国企业理论无法对这种现象给出恰当解释。基于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本文引入东道国政策风险内生性视角，分别考察政策风险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OFDI绩效的影响，旨在对上述现象的出现给出理论层面的解释。进一步，为了扩展研究边界，本文给出一系列分别调节东道国政策风险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和OFDI绩效之间关系的情境因素。从现实层面看，上述研究内容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面对东道国高水平的政策风险时，如何选择恰当的进入模式、取得较高的OFDI绩效具有启示意义。 (2)通过将母国制度因素纳入研究框架，揭示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政治能力的来源。现有文献已经揭示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政治能力的来源，即来自于企业在与外国政府互动的过程中学习到的经验知识，但较少探究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政治能力的来源。相比于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大多缺少OFDI经验，这使其不太可能通过与外国政府互动培育政治能力。为了揭示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政治能力的来源，本文将母国制度因素纳入研究框架。由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母国制度环境是以制度缺失为特征的，表现为政府控制企业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制度缺失会使企业形成对政府资源的依赖。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对母国政府资源的依赖意味着其需要与母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在与母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培育政治能力。 （3）通过从微观层面解释跨国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异质性，丰富跨国企业异质性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作同质性的假设显然与现实情况不符。最近的一些研究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将企业的异质性引入到国际贸易模型中，从微观层面解释跨国企业的异质性，并且取得一些研究成果。本文通过从微观层面解释跨国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异质性，丰富跨国企业异质性研究。第一，通过将母国制度因素纳入研究框架，本文的研究表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与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在面对东道国高水平的政策风险时，其进入模式选择与OFDI绩效存在异质性。第二，通过探究一系列情境因素分别对东道国政策风险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与OFDI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面对东道国高水平的政策风险时，其进入模式选择与OFDI绩效存在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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