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为金融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力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新模式应运而生。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化技术，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解决了传统金融无法兼顾可持续发展与可负担性、可行性的难题。金融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不可替代的动力源泉。然而，目前我国传统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金融排斥问题，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还面临着严重的融资难，融资贵困境，导致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优势不足，产品附加价值低，拘泥于恶性竞争，利润率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为传统金融赋能，通过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门槛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有效解决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尤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制造业产业的紧密融合，提升制造业产业的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从而提升了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高附加价值产品的产出提升了制造业产业的盈利空间，助力制造业产业升级。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必然能够为制造业产业提供一个新的发展空间，为制造业产业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助力制造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进行展开论述。理论维度，系统分析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二者关系的相关研究，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非线性关系。实证方面，将数字普惠金融、银行业竞争度、技术创新同时纳入制造业转型升级分析框架中，基于2011-2020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分别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以及银行业竞争度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差异性角度和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进行进一步阐述。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直接驱动作用，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且驱动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不同；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增加传统银行业竞争度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受到数字普惠金融自身的发展水平和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制约，具有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发展状况和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和驱动制造业结构优化提供政策建议，第一，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全面发展，兼顾不同地区实施针对性的战略方针，加强各区域的联动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第二，缓解中小金融机构被金融科技边缘化问题，实现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竞争，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三，加强监管。将数字普惠金融纳入金融监管体系，实施分类监管平衡风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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