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改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和生活问题。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强化各项稳岗纾困政策落实，稳定农民工就业，加快完善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决策，确保农民工在城市能够有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能力，缓解因农民工融入城市难产生的社会矛盾。 农民工就业及其城市融入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目前，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正在发生转变，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中非正规就业的主力军，据国家统计局 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达2.95亿人，这意味着每5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农民工。农民工就业是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突出矛盾的重要抓手，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2021 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64.72%，处于城市化中期向后期的过渡阶段，城镇化空间依然广阔，但城镇化速度将整体放缓。未来我国城镇化的目标将发生转变，要在做大增量的同时不断优化存量，实现城镇化从粗放式模式转变为精细化模式。因此，持续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农民工是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主体，城市融入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有利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然而，由于具有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受限于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处于城乡边缘的农民工，尤其是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面临生活成本高企、户籍隔离、社交歧视等问题，极易受到城市社会主流的排斥，城市融入门槛居高不下，成为“候鸟式”、“两栖型”的边缘群体。过去三年，随着新冠疫情的不断蔓延，进一步给工作性质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许多农民工被迫返乡，丧失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在此背景下，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城市融入的现状如何？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如何？非正规就业抑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机理和缓解路径是什么？等问题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而回答以上问题需要对社会融入和劳动力迁徙等理论进行细致的分析，搭建具有可行性的测算指标体系，展开严谨的实证研究。 鉴于此，本文系统构建了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分析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城市融入现状的基础上，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不同维度，考察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本文利用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2014、2016和2018年的调查数据，构建了三期非平衡面板数据，围绕“非正规就业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联特征”、“非正规就业与农民工城市综合融入”、“非正规就业与农民工城市经济融入”、“非正规就业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非正规就业与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家庭成员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促进作用”6 个议题进行实证研究，为助力提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和参考借鉴。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是导论，简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提出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阐明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目标和内容，介绍研究方法和数据。最后，对研究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进行简要说明；第二部分是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城市融入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回顾和梳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社会嵌入理论、社会行为理论和劳动力迁徙理论的发展历程，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非正规就业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理论分析，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分析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非正规就业影响农民工城市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的作用机制。最后，从理论上延伸探讨了外在因素（家庭成员正规就业）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机制；第四部分是农民工非正规就业与城市融入的现状考察，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测算的指标体系，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城市融入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简要探讨两者间的关联机制；第五部分是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综合融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2016、2018 年的数据，实证分析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综合融入的影响，并探究其影响路径。第六部分是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经济融入的影响分析，实证分析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经济融入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降低劳动报酬率和弱化信贷可得性两个角度，实证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经济融入影响的作用机制。第七部分是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实证分析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降低社会信任的角度，实证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影响的作用机制。第八部分是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的影响分析，实证分析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降低社会地位和未来预期两个角度，实证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影响的作用机制。第九部分是外在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实证探讨家庭成员正规就业这一外在因素对农民工城市综合融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的影响，并考察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形成了以下结论： 第一，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具有明显的时间和区域差异性。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整体不高，但在观测期内有明显提升，并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出东、西部高，中部低的分布。第二，非正规就业抑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从个人特征来看，党员身份、男性、有配偶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更高，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高的受教育程度，都能够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财富水平高和来自创业型农户家庭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更高。第三，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非正规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处于东部地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抑制作用更强，对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抑制作用较弱。第四，非正规就业通过降低农民工的劳动报酬率、限制农民工的信贷可得性抑制农民工的城市经济融入，且这种抑制作用对男性和有着更高学历的农民工较弱，而对新生代农民工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更强。第五，非正规就业通过降低社会信任抑制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且这种抑制作用对从事建筑和制造行业的农民工和东部地区农民工更强。第六，非正规就业通过降低社会地位和未来预期抑制农民工的城市心理融入，且这种抑制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强，对来自创业型家庭的农民工较弱。第七，家庭成员的正规就业能够缓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难问题，且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在其中起负向调节作用。据此，本文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包括：强化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顶层设计；规范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市场，营造平等就业环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降低落户门槛；加大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升农民工就业竞争力；完善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促进农民工社群互动；加强农民工精神健康服务，保障农民工基本健康权益。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标体系，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及时空差异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综合融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的抑制作用和作用机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非正规就业环境和促进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对策建议。综合来看，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创新之处： 第一，指标体系创新。目前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测度主要是以社会、心理因素为主，学者们大多基于人际交往、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障三个维度，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总体而言，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成熟和公认的指标体系。本文在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评价指标体系时，在城市融入维度和指标上进行创新，更多地立足于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和农民工群体的心理特征，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不同维度构建了系统化、多层次的农民工城市融入评价指标体系，克服了过往以单一社会层面指标来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局限。 第二，研究视角创新。相比于将非正规就业作为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背景的文献，本文直接将研究主题聚焦于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职业特性，高度关注农民工特殊的双重身份，考察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不同维度的影响，深入挖掘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实证分析了家庭成员正规就业这一外在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促进作用，以与非正规就业的抑制效应进行对比。同时，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工城市融入困难的成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拆解，考察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作用点，并以此为切入点全面理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机理，为政府制定优化农民工就业环境、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提供支撑。 第三，理论创新。本文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社会嵌入理论、社会行为理论和劳动力迁徙理论为基础，系统构建了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分析框架，阐释了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选择和城市融入的行为，将农民工城市融入划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三个方面，厘清了非正规就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丰富了农民工就业和城市融入的理论，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领域提供了参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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