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游记》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迄今为止,原著被翻译为20多种语言，这些译本使《西游记》成为在世界范围享有极高声誉的作品，《美国大百科全书》将其誉为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目前对《西游记》英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和传播效果等方面，鲜有研究关注社会因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对亚瑟·韦利、余国藩、詹纳尔的《西游记》的英译本开展比较研究。 本文试图回答如下几个研究问题：首先，韦利、余国藩、詹纳尔的三个译本在翻译策略上各有何特点？其次，在三位译者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分处的场域有何不同？译者分别有哪些资本？形成了怎样不同的翻译惯习？再次，场域、资本以及译者惯习的不同对译者的翻译动机以及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上产生哪些影响？最后，通过对三个译本的比较分析能对中国典籍外译产生哪些启示？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案例分析开展翻译描写研究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韦利偏向归化，将译作的可读性放在首位；余国藩偏向异化，多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以忠实于原文，传播中国文化为重心；詹纳尔则采取折衷态度，归化与异化并重。本文随后重点考察了《西游记》三个英译者所处的不同场域，他们拥有的不同的资本和惯习，并且认为正是这些社会因素的不同最终导致译本的风格不同。首先，韦利精通古典文学和梵文，但他所处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汉学场域受二战影响逐渐削弱，对中国文学持有消极态度。同时，文学场域需要体现个人英雄主义的作品。韦利注重普通读者的翻译惯习也促使其将可读性放在首位。因此，韦利对原文进行大幅度删减，仅保留主要故事线。同时，语言使用上体现出偏向目的语读者规范，即明显的归化。其次，余国藩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华人教授，其具有学术研究的惯习，同时华人身份以及其在文学和宗教上的深度研究使得其对原文本的把握更准确。而且此时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美国文化场需要更准确和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因此余国藩选择对原著进行全译，并且主要采用了直译加注的译法,强调异化的重要性。最后，詹纳尔受邀正式开始翻译《西游记》时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浪潮，东西方“冷战”逐步接近尾声，中国开始改善和发展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翻译事业于此时也进入了“文革”低潮后的快速发展恢复期。此时外文出版社在强调文化输出的同时同样关注作品的可读性。其追求忠实与流畅的翻译惯习与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使译文中直译与意译并举，归化与异化并重。但其针对宗教文化的文化资本积累较上述两位译者而言稍显不足，因此在该方面多用直译并鲜用注解，有时也会出现误解和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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