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初步探索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对伴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的青少年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综合干预效果。 方法： 选择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伴童年不良经历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60例，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期间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随机分组，在随机数字表中分别读取 2 组随机数字，事先规定奇数为实验组，偶数为对照组。实验组、对照组患者均给予抗抑郁药物治疗,同时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健康教育、心理护理等，实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接纳与承诺疗法。入院第二周开始ACT干预治疗，干预时间：60~90分钟/次，1次/周，共6次。采用一对一干预方法（同时期入组实验组患者可考虑团体治疗）。抑郁症状程度使用汉密顿抑郁量表测量（HAMD）评估、幸福感使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评估、认知方式使用应对方式问卷（CSQ）评估。干预开始前、干预开始后第 2周、第4周、第8周进行资料收集，由课题组研究者对其通过测评工具进行观察指标测量。 结果： 人口学资料的差异性经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性别的差异显著，χ2=12.075, p=0.001；居住地的差异不显著，χ2=2.621, p=0.105；留守经历的差异不显著，χ2=0.046, p=0.830。 2.在HAMD评分方面: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治疗时间与治疗方法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7.575, p＜0.001)，治疗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275.053, P＜0.001)，治疗方法的主效应不显著(F=1.806, P=0.184)。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以治疗方式为自变量的分析表明，在基线期、第2周和第4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HAMD总分无显著差异；在第8周，实验组的HAMD总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以治疗时间为自变量的分析表明，实验组中，基线期和第2周的HAMD总分无显著差异，基线期和第4周、第8周的HAMD总分存在显著差异；对照组中，基线期和第2周的HAMD总分无显著差异，基线期和第4周、第8周的HAMD总分存在显著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实验组中，不同治疗时间下的HAMD总分存在显著差异，F=186.168，p＜0.001，eta2=0.828；在对照组中，不同治疗时间下的HAMD总分存在显著差异，F=82.126，p＜0.001，eta2=0.680。 3.在GWB方面：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治疗时间和治疗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0.198, p=0.898)，治疗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F=1.580, p=0.196)，治疗方式的主效应不显著(F=0.444, p=0.508)。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实验组中，不同治疗时间下的GWB总分无显著差异，F=0.967，p=0.411，eta2=0.024；在对照组中，不同治疗时间下的GWB总分无显著差异，F=0.741，p=0.530，eta2=0.019。 4.在CSQ方面，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治疗时间和治疗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3.477, p=0.017)，治疗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7.882, p＜0.001)，治疗方式的主效应显著(F=4.438, p=0.039)。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以治疗方式为自变量的分析表明，在基线期、第2周和第4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CSQ总分无显著差异；在第8周，实验组的CSQ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以治疗时间为自变量的分析表明，实验组中，基线期和第2周、第4周的CSQ总分无显著差异，基线期的CSQ总分显著低于第8周；对照组中，基线期和第2周、第4周的CSQ总分无显著差异，基线期的CSQ总分显著低于第8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实验组中，不同治疗时间下的CSQ总分存在显著差异，F=16.257， p＜0.001，eta2=0.296；在对照组中，不同治疗时间下的CSQ总分存在显著差异，F=3.390， p=0.020，eta2=0.081。 结论： 1.童年不良经历阳性率在患者性别上存在差异性，是否留守儿童、居住地（农村/城镇）等因素上不存在差异性，青少年女性易感。 2.接纳与承诺疗法对伴童年不良经历的重度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干预效果显著，对抑郁症状及应对方式有明显改善作用，治疗开始8周内对幸福感提高作用不显著。 3.ACT治疗时间与患者抑郁症状、应对方式改变存在相关性，治疗开始8周内与幸福感改变不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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