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信息网络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经济通过与三大传统产业融合，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分工、交换和消费方式。由此引发的市场变革使得世界各国都开始意识到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纷纷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来促进本国数字经济发展。如何通过数字经济建设来提升国家竞争力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而当前国际环境日益复杂，逆经济全球化潮流涌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我国外贸发展不确定性增加。在此形势下，党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要积极主动扩大进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是我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现实选择，也是促进推动消费升级、缓解贸易摩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基于此，本文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可量化的因素，来考察贸易伙伴国（地区）数字经济与中国进口的关系。 首先，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从交易前、中和后期三个阶段全方位分析贸易伙伴国（地区）数字经济影响中国进口的内在机理。接着根据中国信通院、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现阶段数字经济和我国进口贸易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与分析。然后，选取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中网络就绪度指数（NRI）作为数字经济水平的代理指标，构建2009-2016年131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的面板数据，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按照收入水平差异、数字经济水平差异和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对样本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为确保实证结果稳健性，对模型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出主要结论并提出可行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不同国家（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数字鸿沟”现象存在；（2）贸易伙伴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交易过程中各阶段的成本，从而促进中国进口规模扩大和进口种类增加；（3）贸易伙伴国（地区）数字经济对中国进口的影响呈现出地区异质性；（4）中国自身数字经济水平的上升也对进口规模和进口种类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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