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了解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间云南省六州市HIV单阳家庭阴性配偶阳转现况，分析该地区HIV单阳家庭阴性配偶阳转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降低单阳家庭内HIV传播防治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使用病例对照研究，对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间云南省文山州、红河州、德宏州、临沧市、曲靖市、昭通市6个疫情较为严重的州（市）发生阳转的120个阳转家庭（病例组）和未发生阳转的120个单阳家庭（对照组）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性行为特征、抗病毒治疗情况、夫妻关系、HIV相关知识了解情况和HIV相关服务及政策获取情况等，同时对部分家庭进行一对一定性访谈。采用Epidata3.1进行问卷双录入，SPSS19.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其中采用x2检验进行个人基本情况分析，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同时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 结果：1.共计完成定量调查问卷480份，有效问卷480份，有效率100%。定性访谈共完成40人，其中对照组和病例组各10对。病例组先证方（指配偶中先确证的一方）及对照组阳性方以男性68.3%（82/120），36-50岁（40.8%，55.0%），汉族（52.5%，61.7%），小学文化（50.0%，46.7%），农民（49.2%，43.3%），婚姻年限＞20年（50.8%，45.0%），月收入1000-2000元（25.8%，26.7%），有子女（93.3%，86.7%），农村户籍（90.0%，97.5%），现住址本地（90.0%，90.0%）为主；病例组阳转方（指配偶中开始抗体阴性，后来转为阳性的一方）和对照组阴性方以女性68.3%（82/120），36-50岁（38.3%，46.7%），汉族（58.3%，58.3%），小学文化（44.2%，43.3%），农民（59.2%，40.0%），婚姻年限＞20年（50.0%，45.0%），月收入1000-2000元（25.0%，26.7%），有子女（92.5%，87.5%），农村户籍（88.3%，97.5%），现住址本地（90.8%，90.0%）为主，人口学特征无统计学差异（P均＞0.05）。 2.病例组先证方及对照组阳性方感染途径均以异性性传播为主（ 96.7%， 90.0%），无统计学差异（x2=5.209，P=0.074）；46.7%和50.8%出现HIV相关临床症状，无统计学差异（x2=0.417，P=0.518），其中全身乏力和生殖道瘙痒症状较多出现；就医方式上选择医院就诊为主（ 47.5%， 45.8%），无统计学差异（x2=1.808，P=0.771）。 3.病例组先证方及对照组阳性方均已接受HIV检测及ART，治疗过程中，均有停药及漏服现象，病例组先证方停药和漏服比例（31.7%，52.5%）均大于对照组（12.5%，34.2%），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 4.病例组先证方及对照组阳性方均有婚外性行为情况，比例分别为40%和25%，有统计学差异（x2=6.154，P=0.013）。性行为频次均以0-2次/每个月为主，无统计学差异（x2=1.619，P=0.445）。对照组使用安全套和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频次高，病例组及对照组是否使用安全套（x2=36.865，P＜0.001）及安全套使用频次（x2=97.329，P＜0.001），有统计学差异。 5.生育意愿情况，病例组先证方及对照组阳性方近期有生育意愿比例分别为（21.7%，23.3%），其配偶方近期有生育意愿比例分别为（15.8%，17.5%），无统计学差异（P均＞0.05）。 6.夫妻关系，病例组夫妻双方认为夫妻关系一般及差的比例（38.3%，49.2%）高于对照组（35.8%，33.3%）。病例组先证方及对照组阳性方夫妻关系无统计学差异（x2=0.161，P=0.688）；配偶方有统计学差异（x2=6.207，P=0.013），对照组阴性方认为夫妻关系好（66.7%）大于病例组阳转方（50.8%）；夫妻关系一般及差（33.3%）小于病例组阳转方（49.2%）。 7.病例组先证方及对照组阳性方最近一次CD4+T 淋巴细胞计数以＜500个/mm3为主，病例组先证方和对照组阳性方m（P25,P75）分别为392.00（259.00， 539.25）和478.50（376.50，743.00）。其中病例组先证方CD4+T 淋巴细胞计数＜500个/mm3占比（72.5%）大于对照组阳性方（54.2%）；＞500个/mm3占比（27.5%）小于对照组阳性方（45.8%）；病例组先证方及对照组阳性方以＜500，＞500个分组，有统计学差异（x2=8.684，P=0.003）。 8.HIV风险行为知识知晓条目情况，知晓条目数＞4条病例组夫妻双方（71.7%， 75.0%）低于对照组双方（86.7%，86.7%）。病例组先证方及对照组阳性方（x2=8.185， P＝0.004）和配偶方（x2=5.271，P=0.022）均有统计学差异，在感染HIV风险行为中，与感染HIV的配偶或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不用安全套知晓度最高，但与他人共用注射器或注射用品和HIV感染者的血液污染别人的伤口或破损的皮肤知晓度较低。 9.是否接受HIV咨询和宣传服务方面，对照组及病例组均无统计学差异（P均＞0.05），其中获得度最高的有早治疗的重要性和如何保护自己配偶不被感染两项，而关于HIV相关的关怀救助政策和如何对感染者提供家庭护理两项是获取度最低的两项。接受服务条目数两类家庭配偶方有统计学差异（x2=13.081，P＜0.001），接受服务条目数＜5条，对照组阴性方（40.0%）低于病例组阳转方（63.3%）；接受服务条目数≥5条，对照组阴性方（60.0%）高于病例组阳转方（36.7%）。 10.多因素分析表明，ART过程中是否停药、安全套使用情况、HIV风险行为知晓情况、CD4+T 淋巴细胞计数、是否讨论家庭规划是单阳家庭阴性配偶阳转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先证方停药相对于未停药是危险因素，OR(95%CI)值为2.639（1.036-6.726）；安全套使用频率经常用，偶尔用，从来不用相对于每次都用是危险因素， OR(95%CI)值分别为 11.266 （ 3.933-32.270 ）、26.359 （9.075-76.558）、39.950（14.390-110.911）；HIV风险行为知晓条目数≤4条是危险因素，OR(95%CI)值为2.816（1.091-7.268）；CD4+T 淋巴细胞计数＜500个/mm3是危险因素，OR(95%CI)值为2.144（1.014-4.537）；配偶方安全套使用频率经常用，偶尔用，从来不用相对于每次都用是危险因素，OR(95%CI)值分别为13.374 （4.601-38.875）、45.704（15.187-137.540）、65.615（22.283-193.209），未讨论家庭规划是危险因素，OR(95%CI)值为2.885（1.255-6.629）。 结论：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期间，接受调查的240对阳转家庭和单阳家庭均以36-50岁、汉族、小学文化、农民、婚姻年限＞20年、月收入1000-2000元、有子女、农村户籍、现住本地为主，病例组先证方及对照组阳性方以男性，感染途径以异性性传播为主，均以接受抗病毒治疗，有婚外性行为的发生、CD4+T 淋巴细胞计数以＜500个/mm3为主。HIV风险行为知晓度方面，病例组知晓度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类家庭以接受过HIV相关咨询和服务为主，服务覆盖率已达95%以上。云南省六州市HIV单阳家庭阴性配偶阳转的主要危险因素有ART过程中停药、未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HIV风险行为知晓条目≤4条、CD4+T 淋巴细胞计数＜500个/mm3、未讨论家庭规划，同时ART过程中漏服，配偶超过半年知晓、夫妻关系差及接受HIV相关咨询与服务＜5条都是单阳家庭阴性配偶阳转危险因素。建议今后的工作中，强化单阳家庭阳性方依从性教育，杜绝停药，漏服，加大对已接受ART的单阳家庭治疗效果情况的关注，包括对CD4+T 淋巴细胞计数的监测。鼓励家庭内性生活中采取保护性性行为，坚持每次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套，同时注重单阳家庭HIV防治知识的普及和HIV相关咨询服务工作，此外，定点机构和家庭医生做好随访工作和进行法制知识宣讲，加强感染者对疾病的认识和对家庭与社会的责任意识，促进配偶间早告知，此外鼓励家庭内沟通，进行家庭规划采用积极的态度面对问题从而改善夫妻关系以降低单阳家庭配偶阳转率，有效控制单阳家庭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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