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从 1980 年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称为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总人口的快速增长。独生子女政策效果显著，家庭生育状况得到有效控制。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我国生育率在进入低水平后并没有保持平稳，而是继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仅为 8.52‰，妇女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3，远远低于维持人口平稳增长所需的更替生育水平（此时生育率为 2.1）。低生育率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最大的“灰犀牛”之一，带来了诸如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家庭稳定性降低等问题。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出台了“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以鼓励生育。重庆市是我国第四个直辖市，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断调整生育配套支持政策。从“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的人口数据来看， 2022年重庆市人口出生率从2021年的6.49‰降至5.98‰，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21年的-1.55‰降至-2.11‰，可以看出，多次调整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没有显著的效果。为了解决低生育水平这一问题，需要实地调查，分析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重庆市相关部门完善生育相关的社会经济支持政策和鼓励生育政策提供依据。 在育龄群体中，已婚人群是主要的生育主体。本文以重庆市已婚育龄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期望子女数”表征生育意愿。首先，以计划行为理论（TPB）和接合行为理论（TCA）为基础构建了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确定了影响重庆市已婚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体系，并基于此设计问卷开展调研。其次，在对回收的调查数据进行预处理后，利用互信息统计方法进行特征选择，实现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筛选；然后以原始数据集（raw data）和特征选择后的数据集（feature_selected data）分别作为输入数据，通过机器学习中3种数据分割技术与4种分类器的不同组合进行学习训练，共得到 24个模型，选择其中性能表现最优的模型作为重庆市已婚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预测模型。再次，利用沙普利加和（SHAP）方法对预测模型中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最后，应用预测模型对2025年重庆市已婚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情况进行了预测。 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第一，期望生育两个孩子是当前重庆市已婚育龄群体的主流生育意愿，占比 43.9%，期望生育三个孩子的比例为 17.9% ，余下 38.2%的人期望生育一个孩子；该群体的平均期望子女数为1.79。第二，在得到的24个模型中，以特征选择后的数据集（feature_selected data）作为输入数据，通过分层交叉验证（Stratified Cross-Validation）数据分割技术和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分类器的组合训练得到的模型性能最优。第三，总体来说，对重庆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为三胎政策支持情况、生育主体及其配偶的孩子喜爱度、家庭收入、配偶健康状况、婚龄、疫情影响、配偶受教育程度以及除现住房外的其他房产；但不同生育意愿类别的重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第四，三胎政策支持情况、家庭收入和婚龄是三类生育意愿共有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它们对三类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其中，“三胎政策支持度_不支持”将增强育龄群体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意愿而削弱他们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的意愿；“三胎政策支持度_非常支持”则相反，将会促使这一群体更加倾向于多孩生育而弱化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意愿。较高或较低水平的家庭收入都会促进两个孩子的生育意愿，而中等水平的家庭收入会促进一个孩子的生育意愿。随着婚龄的增大，多孩生育意愿会越来越强烈，而仅生育一个孩子的意愿会逐渐弱化。第五，到2025 年，生育两个孩子仍旧是重庆市育龄群体的主流生育意愿，占比 68.7%；期望生育三个孩子的个体占比 12.4%，余下 18.9%的人期望生育一个孩子；该群体的平均期望子女数为1.94。 基于本文所得到的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一是通过促进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的衔接，建立与鼓励生育政策相适应的奖扶政策体系，在各行业领域推出“家庭套餐”以及抓好群众性宣传教育工作等，加强人们对“三孩”生育政策的认同感；二是通过网络自媒体的引导，完善幼儿养育政策以及推出母婴办事“一站式服务”APP，提高群众对孩子的喜爱程度；三是通过适当的补贴和支持，紧抓经济发展、居民就业、高等教育和市民健康管理，帮助已婚育龄家庭扫清养育子女的障碍，提高家庭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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