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余秋雨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领域的重要表征。1992年《文化苦旅》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余秋雨因此声名大噪，收获了学术界内的众多好评乃至官方颁奖。以此为肇始，余秋雨开始穿梭于“文学场”“商业场”“媒介场”，并在各个场域内积极地进行生产与斗争，由此形成了世纪之交轰动一时的“跨场域”文学奇观。 “文学场”通过学术批评和命名赋予的方式给予余秋雨其人其文极高的象征资本，企图借此对90年代文学日趋媚俗的风气予以反拨，同时也暗含着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怀想与呼吁，以及这一群体处在90年代历史现场中的无所适从。“文化散文”应运而生，且作为一种典型的象征资本和命名方式被提出，这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文学场”中“自律”与“他律”的合流。 90年代商业化、市场化逻辑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精英文学衰落而大众文化崛起，要求文学创作进一步遵循市场的逻辑，这也导致作家身份的“去神圣化”，并要求其通过与商业的合作介入文学生产。图书出版体制的转轨与畅销书机制的初创使得余秋雨由作家学者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商人”，而当余秋雨打破了“文学场”的游戏规则，“文学场”内的行动者出于捍卫场域边界和行动逻辑而对其进行驱逐，集体将余秋雨拉下文学神坛。 随着“商业场”的逻辑进一步入侵“文学场”，弱自主性的场域典范“媒介场”开始充分发挥其作为商业“代理人”的中介作用。以报纸为代表的纸质媒介通过声势浩大的“余秋雨批判”使余秋雨进一步跌落神坛，而以《千禧之旅》为代表的视觉媒体却将其打造为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明星”。媒介的变化预示着“余秋雨现象”由专家主导的“媒介场”向大众主导的“媒介场”转型，文学生产也通过媒介的更新和发展愈加紧密地与商业联结在一起。 余秋雨与商业、传媒的联姻之所以可能，得益于90年代文化生产机制的转型。这些新兴的生产机制联动社会的各个领域，重塑了新世纪的文学形态，形成了90年代以来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个案的“余秋雨现象”为我们呈现出90年代文化生产机制转型过程中的文化事件、典型表征以及演变趋势，深刻呼唤着在商业逻辑与资本为王的当下文学的自主性、启蒙性和人文价值。同时它作为90年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侧面和缩影，以文化现象为起点，也衍生出90年代各个场域互动过程中极具修辞性和隐喻性的诸多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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