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本研究以心理应激系统模型为理论基础，调查分析子宫全切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各影响因素对子宫全切患者心理健康的作用路径，为临床医护人员向子宫全切患者提供更精准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措施提供实证依据。 方法 于2022年4月至2023年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214名广州市某三甲妇幼专科医院接受全子宫切除手术的住院患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心理灵活性综合评估量表、多维度健康状况心理控制源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医学应对方式问卷对子宫全切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 运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频数和构成比描述子宫全切患者的一般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各研究变量得分情况，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ANOVA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焦虑、抑郁与各研究变量间关系，采用多重逐步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使用Amos23.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和检验，通过NC、GFI、AGFI、NFI、IFI、CFI、RMSEA等模型适配度检验指标来判断模型是否合理，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模型路径作用的效应值进行验证。所有检验以P＜0.05（双侧）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子宫全切患者年龄介于28~79岁之间，平均年龄（51.12±8.41）岁，以中年群体为主（68.7%）。患者现居住地以城镇居多（81.8%），44.9%患者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39.3%患者就业状态为在职，45.3%患者家庭人均月收入5000~10000元，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以城镇医保为主（69.6%）。91.1%患者已婚，养育子女数以1个和2个多见，分别占比36.0%、37.4%。 （2）子宫全切患者为良性疾病者158例（73.8%），恶性疾病者37例（17.3%），良性合并恶性疾病者19例（8.9%）。手术类型以全子宫切除术为主（200例，93.5%），手术方式以腹腔镜为主（174例，81.3%），其中62.6%患者术前未绝经，50.0%患者术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 （3）子宫全切患者焦虑得分为（43.43±7.53），其中有173例（80.8%）为正常水平，38例（17.8%）为轻度焦虑，3例为中度焦虑（1.4%）；抑郁得分为（44.03±10.65），其中有136例（63.6%）为正常水平，63例（29.4%）为轻度抑郁，15例（7.0%）为中度抑郁。 （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除养育子女数对子宫全切患者抑郁得分有影响外（F=3.574，P＜0.05），其余均没有影响。 （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焦虑与机遇、屈服呈正相关（r=0.349、0.464，P＜0.001），与心理灵活性、领悟社会支持、面对呈负相关（r=-0.580、-0.439、-0.305，P＜0.001）；抑郁与机遇、屈服呈正相关（r=0.359、0.505，P＜0.001），与心理灵活性、领悟社会支持、面对呈负相关（r=-0.614、-0.523、-0.319，P＜0.001）。 （6）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价值行动、经验开放性、屈服、领悟家庭支持是焦虑的主要影响因素，R2=0.375，调整后R2=0.363，F=31.381，P＜0.001；价值行动、经验开放性、领悟家庭支持、屈服是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R2=0.442，调整后R2=0.432，F=41.443，P＜0.001。 （7）子宫全切患者焦虑结构方程模型和抑郁结构方程模型拟合适配度良好，路径分析显示领悟家庭支持对焦虑、抑郁具有直接效应（-0.146、-0.192，P＜0.05）和间接效应（-0.258、-0.270，P＜0.01），屈服对焦虑、抑郁具有直接效应（0.171、0.184，P＜0.05）和间接效应（0.180、0.186，P＜0.01），经验开放性对焦虑、抑郁具有直接效应（-0.242、-0.235，P＜0.01），价值行动对焦虑、抑郁具有直接效应（-0.311、-0.330，P＜0.01）。 结论 （1）本研究中子宫全切患者焦虑、抑郁得分均高于普通人群，焦虑阳性率为19.2%，抑郁阳性率为36.4%，子宫全切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子女个数、心理灵活性、健康状况心理控制源中的机遇、领悟社会支持、医学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和屈服对子宫全切患者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3）子宫全切患者心理健康结构方程模型显示，领悟家庭支持对心理健康具有直接影响，并通过屈服、价值行动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屈服对心理健康具有直接影响，并通过经验开放性、价值行动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经验开放性、价值行动对心理健康具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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