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产业结构体现着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与和水平，产业结构的优化会带来的要素合理流动，并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提升了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理应对产业结构优化起到引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手段定向调整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直接或间接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深入探究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对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文首先梳理了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了其影响机制;其次，运用财政支出与GDP比值衡量政府干预水平，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构建PVAR模型，运用GMM估计、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等方法探究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本研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产业结构变迁是否在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之间起到传导作用，按照2000-2022年的实际人均GDP将全国三十个省份划分为高、中、低收入三个地区，检验政府干预的异质性。 结果表明:（1）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分别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政府干预单向促进产业结构变迁。（2）产业结构变迁在政府干预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中介效应，政府干预通过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变迁间接促进经济增长。（3）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中等收入地区最强，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的促进效应较弱，中介效应只在中低收入地区显著。（4）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厘清政府市场边界，落实政府职能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循因施策破解难题，精准调控经济运行，按照各个省份的实际情况施行政策，做到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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