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军，“融资难”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融资约束已成为阻碍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路障之一。数字经济的出现是信息时代的重大进步，也是对于持续发展的新挑战。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一代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企业微观数字化转型，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在市场和行业竞争中获得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企业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新契机，而且为解决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目前已有的涉及数字化转型和融资约束的文献，大多只在理论层面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的影响，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借助数字化技术，能够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涉及实证方面的文献大多也仅仅是将融资约束作为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的中介变量或者调节变量来解释，鲜少有文献针对性地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全面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此，本文针对性分析并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并通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为既有关于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提供基于融资约束中介效应的学理和实证支撑。 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研究内容有：一是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可能存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验证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二是基于宏观层面（金融发展和法律环境）和微观企业特征（产权关系、企业规模以及财务信息质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在不同情况下的影响差异。三是以新增债务融资和新增股权融资两类主要的外部融资方式检验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渠道，分析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四是用分析师关注作为信息不对称的代理变量，进一步检验数字化转型影响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分析其背后原因。 本文在分析归纳相关文献后，对我国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和实证方面的检验，得出结论：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缓解其融资约束，在后续用KZ指数、WW指数和FC指数度量融资约束并替换数字化转型变量之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第二，在金融发展程度高、法律环境好的情况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能发挥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同时，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和财务信息质量较低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财务信息质量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第三，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新增债务融资规模和新增股权融资，在进一步将新增债务融资分为新增银行贷款和新增债券融资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新增债务融资的效应主要体现在银行贷款方面，而对新增债券融资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后仍然稳健。第四，走向数字化的公司更有可能传递具有标准化、结构化的信息，这些信息更容易被外界识别，从而吸引更多分析师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围绕数字化转型和融资约束进行了文献梳理，以现有研究为基础，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渠道和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并从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环境在内的宏观层面以及企业的产权关系、企业规模和财务信息质量在内的微观层面，对数字化转型影响融资约束的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做了渠道分析和机制检验，最后通过替换融资约束的度量和数字化转型的指标测试研究的稳健性，并通过PSM解决渠道分析的内生性问题，得出最终结论并提出落地建议。不仅为以融资约束为机制研究的数字化转型相关文献提供基于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有力学理支撑，而且还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参考，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依据。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