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学》是中晚明时期儒学思想论辩中最重要的“爆发点”之一。定《大学》文本、求《大学》本义、从《大学》拈宗旨、以《大学》兴讲学，成为中晚明时期理学家们思想建构与经典解释的重要模式。江右王学作为阳明学中“为得其传”的核心力量，《大学》是其思想展开、生命体悟、道德践履、讲学论道等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江右王学《大学》诠释之脉络异常复杂，既与阳明学义理演变之趋向息息相关，又与经学诠释学之演变、中晚明社会思潮之演变等息息相关。揭示江右王学之演变脉络与其《大学》诠释脉络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是本文的核心任务。 除绪论外，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主要界定江右王学之范围、江右王学《大学》诠释脉络、方法、文本等。本文将江右王学界定为“阳明学在江右”，从而将“江右王学”视为上位概念，将黄宗羲所论之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中的江西籍学者颜钧、罗汝芳等）视为下位概念，并将后者定位为江右学风、泰州学风，以此在整体上考察江右王学《大学》诠释之展开、分化等。第二章至第四章为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也是本文的重点与难点之所在。第三部分为第五章，是对江右王学《大学》诠释历史贡献之总体评价。 本文的主体部分选取邹守益、聂豹、颜钧、万廷言、王时槐、罗汝芳、邹元标七人为代表，借助文本分析、生命诠释学等方法，透析其《大学》诠释思想。鉴于《大学》本身提供的是一个“综括性的、外部的（形式的）主客观实践之纲领”，宋明儒者在诠释时皆须设定心性论等以作为诠释之前提，故本文按照江右王学心性论之特点与发展阶段，将江右王学七位思想家之《大学》诠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邹守益、聂豹等第一代弟子为代表的心体优先的阶段。此阶段尊信古本《大学》，主要争议在于体用寂感是即体即用、即寂即感，还是立体执用、归寂通感，心体有无定体等。围绕这些争议，他们在格物致知之关系、格物有无工夫、诚意慎独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争辩。第二阶段是以颜钧、万廷言、王时槐等二传弟子为代表的心体性体之连黏与对治的阶段。颜钧尊信古本，万廷言将古本分为“经一章、传五章”，王时槐转为尊信石经《大学》，故此阶段为《大学》文本之分化阶段。以颜钧为代表的心体优先、即心即性的诠释理路虽然强大，但对治心体，心体与性体之互摄连黏已逐渐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万廷言的《大学》诠释以至善贞定良知，摄知归止、摄虑归根，以万物一体之仁收摄身心意知天下国家，以仁贯终始，既对治泰州学风心体肆荡之弊，又不似李材的止修学割裂良知与性体。王时槐《大学》诠释的出发点在于将性与心、性与命二分，从而凸显性体不可言说，意作为性体之呈露处，方可以做工夫，上则收敛凝聚以回复本原，下则通达以致用，从而与王阳明所开创的心体即性体的致思路向形成了明显的区别。第三阶段是以罗汝芳、邹元标等为代表的三传弟子的境界论之无执、“心性皆强名”的阶段。对待文本问题，罗汝芳坚守古本;邹元标则在坚守古本的基础上，含摄诸本，体现出学术调和的色彩。罗汝芳、邹元标皆强调心性为强名，不可执定，但二者的理路却有所不同。罗汝芳以泰州学风之解缆放舟，张大赤子之心的生发力，以此去除心性之执，提揭“赤子真心”、“孝弟慈”以为入路;邹元标《大学》诠释立于良知之有，以江右学风之小心翼翼，求“赤子真心”之实，顺真心而发，落实在修齐治平，以此明明德于天下;又以良知之无涵盖无心、无知、无意、无物，并以“无意”标宗，可以说是有无双宗、显密互扬。 从阳明学之展开而言，江右王学展开了阳明学的主要思想进路，具体而微地呈现了阳明学。从《大学》诠释的角度而言，江右王学以《大学》古本为主，积极而稳健，本着“立身行道是真诠”的精神，体贴经典，反之自身，映照千古精神，将“道”与“经”皆融贯在本心良知之中，体现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诠释思想。从诠释义涵而言，江右王学的“知止”说、“主意”说、“赤子真心”说、“孝弟慈”说等，明德亲民止至善关系之辨、格致之辨、知意关系之辨、心体性体关系之辨、良知有无之辨等，从多维推进阳明学对《大学》的诠释。概而言之，江右王学作为阳明学之重要一翼，其对《大学》诠释，从心学的角度推进了经学的发展。不过，江右王学这种重心性体悟的诠释方式也存在着矛盾，有走向任意诠释的危险，而其诠释定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此危机，故江右王学的《大学》诠释又必然处于心学诠释学向考据学诠释学转向的环节，是经学演变合乎逻辑的产物。它又随着阳明学义理演变之进程而转进，是明代哲学史、经典诠释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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