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形象思维”是由俄国著名文论家别林斯基于19世纪30年代提出的概念，旨在强调艺术家在创作活动中艺术思维的独特性。围绕“形象思维”，我国学界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掀起了两次全国范围的讨论，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在话语资源不断丰富、学术视野愈加开阔的当下，“形象思维”拥抱了多元可能。符号学是一门于20世纪初兴起，并在当代具有卓越影响力的学科，查尔斯·皮尔斯、恩斯特·卡西尔、苏珊·朗格与纳尔逊·古德曼等举世闻名的学者都为符号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不约而同地将符号视为人与世界建立联系的纽带，符号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艺术符号的多样表现扩展了“形象”的理论内涵;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与80年代的“美学热”，使“形象思维”的话题在我国经历了多重复杂的转变，在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的多重变奏中，“形象思维”由此具备了向“符号思维”转型的契机。 除绪论部分对“形象思维”理论与符号学作背景梳理和概念界定外，论文分为三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重点阐述“形象思维”与认识活动相关联的理论，以此打通“形象”与“符号”之间的理论基础。“形象思维”在中国经历了由“艺术是认识”到“艺术是一种特殊认识”再到“艺术不是认识”的三个阶段。高建平在杜威实用主义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艺术还是认识”的观点，指明“形象思维”符号学转向的趋势。“想象”和“象思维”分别代表着人类认识活动的不同扇面，二者共同印证了“形象”是人类符号活动的必要因素。康德的“图型”是解释“形象”的理想途径，“图型”在认识和审美的维度上成为符号思维的基底。 第二章论述“形象思维”与符号的关系，解析符号意义的表达机制，进而探究艺术符号构造的多元可能世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解释了语言何以成为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以皮尔斯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符号学使得人类的思想符号在无限衍义过程中获得动态性与开放性。在艺术领域，朗格将艺术视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古德曼审美征候论为判断符号的艺术属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艺术“以形传神”的特征丰富了符号的表意方式。艺术符号在以视觉为中心的图像符号、以听觉为核心的音乐符号及以动觉为基础的舞蹈符号中都呈现出了多样化思维特征。 第三章对“形象思维”的符号学转向作评价与批判。“形象思维”的符号学转向涉及三个重要转变:一是人类从“形象思维”之下的静观态度发展为“符号思维”之下的交互探索，人的主体性在符号思维中得以建构;二是艺术作为“形象”到艺术作为“符号”的转变，彰显了艺术本体的动态性构成;三是当下艺术活动中的跨媒介与跨门类现象凸显出的符号间性，开拓了未来艺术跨界与融合的实践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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